材料 陈望道（1891—1977），浙江义乌人。1915年起赴日本留学，先后在东洋大学、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学习文学、哲学、法律等。在日留学期间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逐渐了解、熟悉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回国后，经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使他进一步认识到“不进行制度的根本变革，一切改良措施都是徒劳无益的”。1920年2月，在浙江义乌的一间柴房里，他根据日文版同时与英文版相互对照翻译《共产党宣言》，于4月下旬完成译稿。
《共产党宣言》出版后，立即受到工人阶级和先进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反响极为强烈，初版印了千余本很快销售一空。此后，《共产党宣言》经过多次重印，到1926年5月已经是第17版了。1936年，毛泽东同志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说：“有三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深刻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到了1920年的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或者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其中就有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从此以后，这本中文版全译本的《共产党宣言》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
——摘编自梁凉《陈望道：〈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翻译者》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陈望道能够翻译《共产党宣言》并引起强烈反响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儒家认为人先天具有善性，之所以向恶，那是因为有情与欲的侵扰，而产生情欲的根本原因在于人身的存在。所以人身所蕴含的自然情欲需要道德修养来节制，道德修养是达到身心和谐的必然路径。儒家认为每个人都先天具有“良知”“良能”，固人人可得而教之。因此儒家强调对个体的教化与人治，而不提倡惩戒和法治的作用，甚至蔑视法治，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儒家人性善的终极理想是成为“内圣外王”的圣人。“内圣外王”是指圣人既有厚德载物的美德，也有博施于民的抱负，人格理想与政治理想两者融会贯通。圣人是儒家至高境界“内圣外王”的化身，是“止于至善”的楷模，是“修齐治平”的典范。
——摘编自靳浩辉《儒家人性本善与基督教人性本罪之比较》
材料二 基督教认为人性本恶，人无法超越自身的“原罪”。为了遏制人性恶的泛滥，必须依靠外在法律的规训。启蒙运动以来，无论是霍布斯、洛克还是康德、黑格尔，虽然他们关于人性的阐释有诸多不同，但从根本上都同样包含着某种人性恶的预设，即出于自然本性而趋利避害有可能滥用自然权利。英国阿克顿勋爵一针见血地指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就宣称：“政府之存在不就是人性的最好说明吗？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天使，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正是基于对人性恶的深切体察，所以不能任人的权力欲如脱缰野马，必须加以控制。从人性的罪与恶出发，西方建立了以法治为核心的政治哲学理念。“分权和制衡”的理念得以贯彻，法律成为预防权力洪水肆虐的堤坝。
——摘编自胡伟希《从人性论的差异看中西政治哲学理念的分殊》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和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关于人性论的不同之处。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和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关于人性主张不同的主要原因。
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志士仁人开始探讨西学的文化内核和价值基础，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
材料一 改良派与革命派在甲午战争后相继登场的初期，即以各自的思想主张表现出了它们的不同面貌。但在维新运动的高潮中，互不干预，且以互为中国的前途履险而默认。但到1903年，孙中山在《敬告同乡书》中公开宣布：“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他的话表达了对改良派的失望，同时又明确地划分了革命与改良两个阵营的界线。章太炎在同一年发表的产生过很大影响的文章，则用更加尖刻的语言说明了两者的对立，从而揭开了革命和改良大论战的序幕。
——选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 于是，“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逐渐响彻全国。各种报刊纷纷参加社会改造和中国出路问题的讨论。改造社会的问题在思想界被提到突出的地位，成为先进青年关注的焦点，这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还是第一次把“改造社会”放“个性解放”表明人们对问题的认识已从表层向更深层次开掘。
——摘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材料三 中共的成功依靠党的积极分子的一致性，他们一定要在理智上深深相信党的路线的智慧。路线的正确性一定要用理论原则和实际行动来证明。这件事的完成是逐渐创造了一套在西方通常称为“毛主义”的概念，在中国则比较谦虚称为“毛泽东思想”。它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把它的普遍原则用之于中国的特定情况。
1977年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说：“在延安中央党校，毛泽东同志亲笔题的四个大字，叫实事求是。我看大庆讲三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就是实事求是。我认为毛泽东倡导的作风，就是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这些话显然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稍后若干重要事件的发生或重要路线的制定，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整理自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全冲及《20世纪中国史纲（下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从“思想主张”的角度指出20世纪初期革命派与改良派表现的“不同面貌”，并简述章太炎在揭开“革命和改良大论战”“序幕”中所做的贡献。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从民众觉醒的角度，简述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指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人“逐渐创造”的典型事例；从邓小平反复强调的“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视角，扼要说明1978年“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重要事件”或“重要路线”，
材料 1898年6月，维新派向光绪帝提出开制度局前，便开始筹划在内廷开懋勤殿。懋勤殿设在紫禁城内，清代皇帝有过开懋勤殿议政的先例。康梁认为，制度局是外来名字，目标太大，易遭阻遏”，要进到皇帝身边参与议政，开懋勤殿更实际可行。在上奏中，他们提出“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的政治专家，共议政治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在另一奏折中重申，在懋勤殿，“悬百国之图，备中外之籍，分列百政，各设专科，派以纠集东西，斟酌古今，编纂政法，以备施行”。但因慈禧的反对未能实行。
——据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维新派设计的懋勤殿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维新派主张设立懋勤殿的原因。
材料一 东周前半期称为春秋，公元前475年以后即战国时期。东迁后的周王室仅能控制洛邑周围几百里的土地，诸侯定期纳贡的制度也已无法保证。春秋时期的社会状况较西周发生了很大变化。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同样也表现在学术文化领域。各国君主出于政治需要，对各家学派基本上能采取较为公允的态度，由此形成了“百家争鸣”局面。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陆玉林曾探讨“先秦学术的主题”，其结论是“诸子学术实有共同之主题，即重建现实政治、社会、道德与思想的秩序”。陆玉林还分析其原因有二：一是外在客观原因，礼乐崩坏之际，秩序重建是当务之急；二是内在主观原因，知识阶层自觉承担历史使命。笔者认为，“儒道墨法”社会思想具有共同的出发点和价值目标，也可以说终极关怀，那就是重建有序社会，救民于乱世，不同的仅仅是实现目标的途径和手段。
——摘编自王兴周《重建社会秩序的先秦思想》
(1)据材料一，概括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背景。
(2)据材料二，指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学术的共同主题，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儒家、法家“实现目标的途径和手段”及对后世的影响。
材料一 王守仁认为小学教育“尤在致力于德行心术之本”，“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对于教师要“毋事于言，以身先之。教不由诚，日惟自欺”。他还告诫弟子要远凶人，近良士，并且告诫上门之人勿为浪荡之行。
——整理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等
材料二 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推出小学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教材选取了大量的女性人物形象，像《记江西康女士》中独立自主的康爱德，又像《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中刻画的为民主革命献身的英勇夫人等。选取的男性形象，如《法兰西之革命》中提到的孟德斯鸠、卢梭、拿破仑等人。教材还呈现了大批实业家人物形象，皆是近现代以来国内外优秀的实业家，此外发明家、科学家形象亦比比皆是。
——摘编自闫苹、张雯《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科书评介》
材料三
| 新中国小学阶段培养目标 | |
| 1963年《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 | 使学生具有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等品德，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使学生具有初步的阅读、写作和计算的能力……使学生的身心得到正常的发展，具有健康的体质。 |
|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 义务教育……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 |
(1)根据材料一，概括王守仁的小学教育思想。
(2)根据材料二，指出《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人物形象选择蕴含的价值取向，并结合所学分析上述价值取向的成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归纳新中国小学阶段培养目标的共性。
材料一 14世纪初,教皇被因阿维农,意大利全境解除了教皇的控制,形成米兰、成尼斯、西西教皇国、佛罗伦萨五种政治势力并存的局面。城市商业活动在十字军运动刺激下日益繁荣昌盛;经济的发展又激励了文化的发展。当时意大利人可以说是欧洲最有文化和教养的民族。同时,政治上的严重分裂和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给大量有才干的人提供了舞台。由信仰、幻想和幼稚偏见编织的,笼罩在人们意识上的中世纪面纱被意大利人首先摆脱
——摘编自张世颖《马丁・路德和人文主义》
材料二 一般来说,人文主义者对经院哲学中的教义神学毫不关心,认为经院神学枯燥无味的繁苹分新和抽象思排,无助于改良教会道德状况和培养人的品德,并将《圣经》与古希腊罗马典籍等而视之,对其内部的救赎信息也不抱以太多的关注。路德则认为经院神学固然在理智上取得了후越功绩,但很可能遮蔽了基督信仰的本质,使信仰逻辑化,无助于宗教实践;重要的是要回到《圣经》中,认为《圣经》乃上帝之道启示的场所,超越了一切人类的文献和文化
——摘编自张世颖《马丁・路德和人文主义》
材料三 人文主义重视人本性的再现,他们排斥上帝,削弱了上帝的作用,他们和启蒙思想家们坚定着同样的信念:如果每个人的能量得到解放,他们的成就是无可限量的。新教徒们坚持禁欲主义,他们认为劳作是人生的目的,是上帝的圣训;他们鼓励财富的合法获取和积累,禁止享乐主义的奢侈消费。
——摘编自杨春苑、李春荣《论西方人文主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意大利人首先摆脱了“笼罩在人们意识上的中世纪面纱”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马丁・路德宗教思想和人文主义者思想的异同。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人文主义思想和宗教改革运动对启蒙运动的影响。
材料一 近代知识分子不幸生活在一个内忧外患相交织的时代，从传统文化背景走出来的他们带有深深的传统的烙印。勉力经世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自觉充当“社会良心”的角色，忧患意识又促使他们自觉入世，进行人生体验。我们把曾国藩和康有为作为近代不同阶段上层知识分子的代表。
——于淑敏《从人名符号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材料二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嚣，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
——《江苏巡抚李鸿章致总理衙门原话》
材料三 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
——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
(1)据材料一，概括近代知识分子的主要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些特点形成的原因。
(2)与材料二相比，材料三中的政治思想有何变化，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促成这种变化的时代因素。
(3)试举出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在“制度”领域中学习西方的重大事件及主张，并归纳指出在思想领域学习西方的特点。
材料一 孟子对民极为重视，他的著名之论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贵”指民的重要性而言，所谓“民贵"主要有两方面含义：民之向背关系着国家兴亡。其二，民是统治者的财用之源。无民就断了君子的财源，无民则君子不能行事。孟子认为得民之道关键在于给人民物质利益，给人民以生活保障。
——摘编自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史》
材料二 明末清初黄宗羲的名著《明夷待访录》，便承袭了前辈的民本主义思想，提出国君是“天下之大害”的惊世骇俗命题，向流行于当世的“君为天下主”的传统论调提出挑战。
——摘编自冯天瑜《中华文化史》
(1)依据材料一和材料二，分别概括孟子和黄宗羲的民本思想主张。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简述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对社会与历史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启蒙运动一开始是以温和渐进的方式集中在思想领域，对理性思想的高扬使它实现了西方思想和文化向现代的转换。但也应该看到这些思想对社会影响的程度是巨大且深刻的，经历了启蒙运动的西方文明再也不同于从前。占主宰地位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陷入了守势，要求废除王权，建立民主政体，还政于民成为西方社会政体的主流。要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自由和平等成为随后西方人民斗争的动力和目标，一个具有极大进取精神和不断发展的西方社会出现在了人类舞台上。
——摘编自徐新《西方文化史》
材料二 1847—1899年英国增设的政府机构（部分）
| 时间 | 机构 | 时间 | 机构 |
| 1847年 | 济贫部 | 1867 | 贸易部 |
| 1852年 | 公务部 | 1871年 | 地方事务部 |
| 1854年 | 殖民地事务部 | 1899年 | 教育部 |
——摘编自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启蒙运动时期欧洲“不同于从前”的表现，并分析启蒙运动对西方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英国增设政府机构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