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九章算术》成书于汉朝，内容十分丰害，其中水平最高的是算术和代数。《几何原本）是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所著的一部数学著作。主要讲几何问题，但其中有3卷讲数论问题。《九章算术》共9卷，按246个问题的性质和解法分为九大类，结构体系是以算法为中心，在解题中给出算法，根据算法组建理论体系。《几何原本》全书共15卷，每卷大致由两部分构成，全书的主导思想是通过逻辑推理把整个内容贯穿起来，形成一个逻辑演绎体系。《九章算术》几乎全是应用题，如田亩计算，粮谷的交换和分配、土木工程、输纳税赋、盈亏、勾股测量等问题，其对秦汉之际封建一统帝国形成过程中社会各层面的问题作出了全方位的反映。而《几何原本》则将数学看作纯理念的精神活动，全书共469题，没有一道是应用的。
——摘偏自张维忠《<九章算术>与<几何原本>比较——兼论其对数学教育的影响》
材料二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经世致用”，受这种文化传统影响，中国古代数学自然注重数学知识的应用，以实际为研究对象并以服务于实际为目的。而古希腊文化的一大特征是崇尚理性，在数学方面就是崇尚演绎推理，将数学和哲学紧密联系在一起。……从秦王朝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到汉初“罢黜百家，尊崇儒术”，将儒家学说作为立国之本，便形成了儒家学说占统治地位的价值体系。这一体系向人们灌榆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是“唯有读书高”的功利主义。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数学的价值观是实用技艺而非理性思辨。古希腊的政体为城邦制，使得民主政体得以发展。这种较为宽松的社会条件，形成了古希腊崇尚理性的特定的文化氛围。在此基础上，古希腊的数学从开始就形成了用数学及数学理性解释一切的价值取向，表现出注重逻辑演绎推理和理性思辨等特点。
——摘编自杨锡华《中国和希腊数学发展史的对比分析与反思》
(1)根据材料，比较《九章算术》和《几何原本》的不同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造成《九章算术》和《几何原本》不同特点的原因。
材料一 我国宋代时期的科学文化传播到欧洲（“中学西传”），对欧洲产生了重大影响：从16世纪后期，特别是中国近代前期，西方科学文化不断涌入中国（“西学东渐”），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地位。
材料二 17—18世纪的世界正处在急剧的变革之中，东西方几乎同时产生了反映此种变革的启蒙思想。在西方，伏尔泰、孟德斯鸠以及卢梭是他们的代表；我国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黄宗羲、顾炎武以及王夫之。欧洲的启蒙运动成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促使人类历史向近代化迈进；而明清之际中国的启蒙思想只存留在思想家的著作之中，并没有推动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变革。
(1)宋元时期，科学文化“中学西传”有哪些具体表现？近代前期，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向西方学习了哪些先进的政治思想？
(2)分别指出出现“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现象的主要原因。
(3)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中西启蒙思想家主张的最主要的异同点。
材料一 李贽强调世间万物各自都有各自的特性，这是上天赋予的，不能强求使之统一。他从一物各具一乾元，人人各正一乾元出发，肯定人的独立人格，“然则人人各正一乾之元也，各具有是首出庶物之资也。乃以统天者归之乾，时乘御天者归之圣，而自甘与庶物同腐焉，不亦伤乎！万国保合有是乾元之德也，何尝一日不威宁也。乃以乾为天，以万为物，以圣人能宁万国，以万国必威宁于圣人，不益伤乎！”
——摘编自赵频《李贽启蒙思想研究》
材料二 黄宗羲清醒地意识到，专制制度的本质是特权人治。他明确指出，君主专制下的社会，由于公私不分，权利义务不平，因而没有公法可言。其所谓的“法”，只不过是维护特权阶层利益的工具而已。因此，他反对“一家之法”，主张“天下之法”，并提出了“治法先于治人”“公天下是非于学校”“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等一系列具有启蒙意义的新理念。
——摘编自郭淑新汤小宾《论黄宗羲“启蒙”理念中的“敬畏”意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李贽的观点并分析其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指出黄宗羲的思想主张。综合上述材料，说明两位历史人物的思想对儒学发展的意义。
材料 陈望道（1891—1977），浙江义乌人。1915年起赴日本留学，先后在东洋大学、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学习文学、哲学、法律等。在日留学期间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逐渐了解、熟悉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回国后，经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使他进一步认识到“不进行制度的根本变革，一切改良措施都是徒劳无益的”。1920年2月，在浙江义乌的一间柴房里，他根据日文版同时与英文版相互对照翻译《共产党宣言》，于4月下旬完成译稿。
《共产党宣言》出版后，立即受到工人阶级和先进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反响极为强烈，初版印了千余本很快销售一空。此后，《共产党宣言》经过多次重印，到1926年5月已经是第17版了。1936年，毛泽东同志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说：“有三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深刻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到了1920年的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或者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其中就有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从此以后，这本中文版全译本的《共产党宣言》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
——摘编自梁凉《陈望道：〈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翻译者》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陈望道能够翻译《共产党宣言》并引起强烈反响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历史意义。
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志士仁人开始探讨西学的文化内核和价值基础，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
材料一 改良派与革命派在甲午战争后相继登场的初期，即以各自的思想主张表现出了它们的不同面貌。但在维新运动的高潮中，互不干预，且以互为中国的前途履险而默认。但到1903年，孙中山在《敬告同乡书》中公开宣布：“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他的话表达了对改良派的失望，同时又明确地划分了革命与改良两个阵营的界线。章太炎在同一年发表的产生过很大影响的文章，则用更加尖刻的语言说明了两者的对立，从而揭开了革命和改良大论战的序幕。
——选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 于是，“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逐渐响彻全国。各种报刊纷纷参加社会改造和中国出路问题的讨论。改造社会的问题在思想界被提到突出的地位，成为先进青年关注的焦点，这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还是第一次把“改造社会”放“个性解放”表明人们对问题的认识已从表层向更深层次开掘。
——摘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材料三 中共的成功依靠党的积极分子的一致性，他们一定要在理智上深深相信党的路线的智慧。路线的正确性一定要用理论原则和实际行动来证明。这件事的完成是逐渐创造了一套在西方通常称为“毛主义”的概念，在中国则比较谦虚称为“毛泽东思想”。它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把它的普遍原则用之于中国的特定情况。
1977年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说：“在延安中央党校，毛泽东同志亲笔题的四个大字，叫实事求是。我看大庆讲三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就是实事求是。我认为毛泽东倡导的作风，就是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这些话显然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稍后若干重要事件的发生或重要路线的制定，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整理自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全冲及《20世纪中国史纲（下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从“思想主张”的角度指出20世纪初期革命派与改良派表现的“不同面貌”，并简述章太炎在揭开“革命和改良大论战”“序幕”中所做的贡献。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从民众觉醒的角度，简述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指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人“逐渐创造”的典型事例；从邓小平反复强调的“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视角，扼要说明1978年“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重要事件”或“重要路线”，
材料一 汤显祖（1550-1616）生活在明朝晚期。少年时代的汤显祖深受儒道思想影响，“家君恒督我以儒检，大父辄要我以仙游”。1583年汤显祖中进士，1591年因抨击朝政，被贬浙江遂昌知县，一任五年，政绩斐然。汤显祖的剧作多作于为官闲暇时间，1598年完成杰作《牡丹亭》后，终因触怒权贵而愤然辞官，回到故乡江西临川。汤显祖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以戏曲成就为最。《牡丹亭》与《紫钗记》歌颂爱情，是儿女风情戏，《南柯记》与《邯郸记》针砭时弊，为社会风情剧，四剧皆有梦境，合称“临川四梦”。市井百姓、文人学者无不赞其“技出天纵、匪由人造。”“《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
——摘编自徐朔方《汤显祖年谱》
材料二 莎士比亚（1564-1616）出生于英国中部的市民家庭，为谋生步入剧坛。作为职业戏剧创作者，莎士比亚戏剧深受古希腊戏剧理论和文艺复兴作品影响。他一生与戏剧、剧团、剧场密不可分，一共完成了37部剧作，以独特的方式在舞台再现了新兴市民阶级的生活理想和价值观。1588年英国海军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英国民族自信空前高涨，为了使剧本剧情更加贴近16世纪的英格兰市民社会，莎士比亚努力摆脱古典戏剧的束缚，自由剪裁拼合人物，插入各种细节，比如苏格兰的五步舞，下半身套着灯笼裤的德国人。莎士比亚在贵族与平民、古典传统与现代民众等方面找到了新的平衡，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
——摘编自李伟民《中西文化语境里的莎士比亚》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的异同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时代背景。
材料一 “教化”一词在董仲舒著作中出现频率很高。他指出：“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并反复强调：“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政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而“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摘编自朱人求《董仲舒教化哲学研究》
材料二 “二程”关注国家前途，强调“帝王之道，教化为本”，多次直言上疏，用自己的思想学说影响皇帝，提出“格君心之非”“王道治国”等一系列政治举措和治理模式。程颢认为“得贤才为本”，请求皇帝兴办学校。在官吏的德才关系问题上，“二程”强调修己之道，以德为先。程颐呼吁要将“宽赋役”“劝农桑”等措施作为重民保民、治理天下的要务，实现富裕的同时才能进行道德教化。还提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婚姻妇女观。程颐指出，圣人虽然崇尚道德教化，但是也不能轻视刑罚的作用，应该在先有刑罚的基础上进行德化。
——摘编自丁静《二程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董仲舒教化思想提出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董仲舒与“二程”教化思想的相同之处，并简评“二程”教化思想。
材料一 黄宗羲认为“自私”“自利”是“有生之初”人的本性，指责君主以个人的“大私”“大利”侵吞“天下之人”的“自私”“自利”。他反对“臣唯君命是从”，主张臣者“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他强调“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以群工”。
卢梭认为专制制度带给人民的是一种灾难。他指出“人们共同的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每个人都必须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摘编自赵子平《＜明夷待访录＞与＜社会契约论＞》
材料二 西方封建君主的权力是有限的，与君权平列的有教权，君权是世俗权力，教权是精神权力。还有，西方封建时代并无近代意义的立法概念，法律来自社会，而非出自君权。而中国封建时代的皇帝，既是君，又是圣，君神合一，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手里。除此，中国还有一个关于君权的理论，叫做“君者，法之原也”……中国明清时期进步思潮遇到的困难要比西方启蒙运动遇到的困难大的多。
——摘编自吴于廑《中西启蒙运动的比较》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分别概括黄宗羲和卢梭的思想主张。
(2)根据材料二，比较分析“中国明清时期进步思潮遇到的困难要比西方启蒙运动遇到的困难大的多”的原因，并结合16至17世纪中国经济文化发展情况对其进一步说明。
材料一 黄宗羲不仅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及其“一家之法”，而且在批判的基础上描绘了一副“天下之法”的“法治”新蓝图。这一新蓝图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立法必须体现“天下人”的利益，为天下人兴利除害，也就是要立“天下之法”以代替君主“一家之法”。这里他提出的一些具体主张反映了工商阶层（潜在的资产阶级）的要求，比如主张“工商皆本”等。以保障“万民”的平等权利。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再次，在如何实现上述目的方面，黄宗羲还设计了几项重要的制度性方案：一是提出了“学校议政”，让学校成为“公其是非”的议政机关，并享有最高决策权；二是提出“君臣共治分权”，包括置宰相，并提高相权使宰相手握重权的自主权和自治权。最后，黄宗羲还提出了“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观点。
——摘编自蔡如堂《西方古典自然法学与中国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之比较研究》
材料二 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移的一条经验”。鉴于此，他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种，并将它们分别赋予不同的机关。他认为，只有各种权力间彼此能够相制衡的体制才有可能会创造一个无私的政体。在他看来，立法权属于议会，因为它代表着国家的一般意志应该由人民集体享有。行政权执行国家的意志由君主或国王行使。因为行政部门需要行动迅速，所以应由一个人管理。司法权由法院行使。法院由人民阶层中选出的人员组成。孟德斯鸠强调“其中任何两个权力都不能集中在一个人或一个机关手中，否则自由便不复存在。如果三种权力由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行使，那一切便都完了。”
——摘编自温晓《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
(1)根据材料一归纳黄宗羲的“法治”思想的内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黄宗羲与孟德斯鸠思想核心的共同之处。分析孟德斯鸠思想成功付诸实施的原因。
材料一 1860年容闳（1847年赴美留学，1855年学成回国）与洪仁玕商谈富强大计时，提出七点计划：（1）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良好的军队；（2）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识军官；（3）建立海军学校；（4）建立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5）设立银行制度及厘定度量衡标准；（6）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为主课；（7）设立各种实业学校。
——摘编自《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 康有为不是生活在中外交往第一线的人，也没有参加政治的实践经验，但他的思想具有历史深度、哲学高度和现实与理想的张力，是富于文化内涵和信念关怀的体系性改革思想…… 1895年4月15日，在李鸿章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前两天，康有为令梁启超鼓动广东省举人上折请拒和议，各省举子相继跟进，台湾举人莫不哀之。大规模的上述活动甚至得到某些政府官员的鼓励和支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
——摘编自《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容闵向西方学习思想主张的合理性及其客观结果。
(2)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康有为能够成功组织“公车上书”的原因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