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92年，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对面向新世纪的科技发展作出规划。为落实《纲领》的各项要求，国家科委和有关部门联合推出一系列科技和经济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措施，并先后在沈阳、南京等八个城市进行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为科学技术服务于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1993年7月2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关于科学技术的法律。1994年2月，国家科委、国家体改委发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要点》，1995年5月6日，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正式提出科教兴国战略。

——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材料一：据英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中国——发明和发现的国度》一书统计，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基本的发明创造，几乎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如下表：

材料二：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材料三：鲁迅在《电的利弊》中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

材料一   中国古代各类技术在总技术中的比较（％）

——据金观涛《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材料二   中世纪时期，早期基督教神学坚决拒绝科学，在此期间，一些东方民族扛起了被大多数西欧人遗弃了的科学大旗。最初的贡献是波斯人，他们的文化中心荣迪沙帕尔在5—7世纪负有盛名：人们在这里翻译了许多希腊书籍，使得希腊哲学和印度、叙利亚、波斯的哲学得到初步融合。及至阿拉伯人征服中东和大片地中海地区、建立庞大的阿拉伯帝国，保存和传递薪火的工作则主要由他们承担起来。近代科学的出现，既有对希腊理性科学的继承，也产生出全新的东西。有两个人物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个是培根，一个是笛卡尔。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强调近代科学必须用来增进人类的物质财富。笛卡尔的名言叫“我思故我在”，指出了现代人类精神的基本诉求。

——摘编自高毅《科学革命与科学思维传统的确立》等

材料一 由于中国文明具有注重现世的性质，所以中国杰出的思想家都倾向于首先当注重实际的政治家，对争取各国统治者接受他们的观点很感兴趣。……这种情形驱使孔子周游于诸朝廷之间，希望寻得一位统治者，能采纳他关于理解政治的见解。……但他对(当时)实际政治的影响实在微不足道的……但是，它们最终还是流行开来。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朱熹生活的南宋时代，整个社会统治阶级鲜廉寡耻，生活奢侈无度。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朱熹提出了著名的“存天理，灭人欲”之说。……针对当时朝野上下普遍信奉佛教禅宗思想，他提出了“格物致知”之旨，即要求人要“推究事物的原理，以获得知识”。

——洪映萱《另一种声音——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等理学观念的反思》

材料三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必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一   在当时文人看来，词是“小道”，不是载道的工具、治国平天下的手段。但是，在北宋诗歌走上“雅正”道路而较少表现纯粹的个人生活情感特别是男女恋情的情况下，词正是以其娱乐艺术的性质、不够堂皇正大却也较少拘谨的地位，而补充了诗的不足，获得意外的兴旺（苏轼）作为士大夫集团的成员……比当代任何人都更敏感更深刻地体会到强大的社会政治组织与统治思想对个人的压抑，而走向对一切既定价值准则的怀疑、厌倦与舍弃（但不是冲突与反抗），努力从精神上寻找一条彻底解脱出世的途径。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

材料二   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生产力最高和最发达的国家”，但是“由于种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使这一发展势头未能继续下去”。

——据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卢梭平等观与马克思平等观的对比表

——摘编自王培培《卢梭平等观与马克思平等观的比较》

材料一   我国的学术思想，起源是很早的。然其大为发展，则在春秋战国之世。诸家的学术，当分两方面观之：其（一）古代本有一种和宗教混合的哲学。其宇宙观和人生观，为各家所同本。其（二）则在社会及政治方面，自大同时代，降至小康，再降而入于乱世，都有很大的变迁。所以仁人君子，各思出其所学以救世。其中最有关系的，要推儒、墨、道、法四家。大抵儒家是想先恢复小康之治的，所以以尧、舜、禹三代为法。道家则主张径复大同之治。法家可分法、术两方面。墨家舍周而法夏。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

材料二   针对诸侯分裂势力，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向汉武帝陈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把国家统一、政治集权上升到天地之道的高度，促使汉武帝下决心彻底解决诸侯王国封土过大的社会顽疾。董仲舒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武帝完全采纳了他的建议。

——摘编自李奎良《董仲舒关于社会制度设计的贡献》

材料一   哲学家们在晚周时期大动乱的形势下，力图提出稳定社会安抚人心的原则。

——【美】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其实儒家思想取得胜利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两汉400余年，它渐渐由孔孟时期的原始儒学衍化为掺杂了诸子思想和古代迷信的庞杂思想体系，……与其说儒家思想征服了汉代学者，不如说是汉代学者改造了儒家思想。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

材料三   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仍是儒家的模式，但是在这模拟考试历史试卷式内部注入了时代的气息，是传统与时代、先验与经验的结合。

——黄晓军《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

材料一   康有为的“经世之学”是以托古改制为形式的，“是对儒家经典意义的延伸而非否定。西方的影响使他的经解绝对的非正统”，但绝不是“非儒”。这种既不抛弃传统又在器物层面上实行西化的要求决定了康有为不得不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来重新解释传统的儒家经典，以使传统的儒学适应现实的需要（康有为）在潜意识上无疑还是“蕴含着对西方近代文明深刻的疑忌、强烈的不满乃至发自内心的痛恶”。可以认为，康有为的思想反映了在“中国农业社会与西方工业社会的矛盾时代”，中国知识分子试图挽救“中国思想之没落”，并努力“种下新思想的种子”这样一种挽救民族危亡的举动的必然产物。

——摘编自郑军《康有为对传统儒学的改造与维新变法理论的构建》

材料二   作为思想启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且有碍于社会发展的成分，批判的矛头直指以封建统治者意识形态出现的儒家学说。但必须注意，这种批判是在民族危亡时进行的，它不是纯学理意义上的一般学术批判，而是以文化为切入点，以实现民众启蒙、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为目的的社会运动。这就决定了这种批判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偏激色彩和以偏概全的倾向，但这种倾向恰恰是五四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责任感和自觉担当意识。

——沈永刚《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