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儒家将诚信视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个人如此，国家也同样如此。对于国家而言，“民无信不立”。对于个人而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中说，就与人交往来说，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就判断他人来说，则是“听其言而观其行”。《中庸》指出：“诚者，自成也。”真诚是自我的完善，也是一切事物的发端和归宿。
——摘编自黎红雷《儒家诚信思想的三个维度》
材料二 西方传统信用文化认为个人自由是缔结契约的前提。“信”是适用于“陌生人”之间的原则，是体现社会正义的重要方面，人们普遍认同诚信观念的经济价值。在诚信契约中，债务人不仅要承担契约规定的义务，而且必须承担诚实、善意的补充义务。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的西方信用文化带有法律和秩序的属性，能够起到协调人际关系、净化经济活动运行环境的作用。
——摘编自李新庚《信用理论与制度建设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儒家诚信观的主要思想，并简析其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传统诚信文化的内容。
(3)根据两则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西方传统诚信文化的共同历史价值。
材料一 先秦儒家始终以积极心态和入世情怀对待社会、对待生活。树立高尚的道德信仰，强调个体修养、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价值。儒家爱国主义认为个人从来就是与一定的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就没有个人的私人利益。儒家的仁学爱国思想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以血亲之爱为基础发展起对国家民族的爱，使血亲的骨肉之爱与对国家民族的爱合为一体。在忠与孝之间，主张牺牲对父母的孝而对国家尽忠，甚至主张大义灭亲。这种价值导向深入中华民族的内在心灵培育出一种国而忘家、精忠报国、以身殉国的浩然正气。
——摘编自史康健《略论儒家仁学的爱国主义精神》
材料二 梁启超在《爱国论》中写道：“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在避难日本期间，梁启超走向了以思想影响社会，构造国民思想，以服务于社会变革的文化改造活动。梁启超希望国家的建立，要既实行宪政，又能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孕育民族文化内涵的现代国家。这样的国家的国民必须是“新民”--时时为国家与民族一体化而存在的“国民”“公民”，是以一种整体性而存在的国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中，梁启超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摘编自商植桐郭瑞军《论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与共和爱国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的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爱国主义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及其影响。
材料 1949年12月23日至31日，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怀与直接领导下，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重申了共和国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其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会议提出“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针。会议提出教育工作的发展应是普及与提高的结合，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必须把教育工作的重点放在普及上面，并将这种教育与国家建设的需要（目前的需要和长远的需要）密切地联系起来。同时，各级各类学校都必须向工农开门，招收工农干部和工农子女入学。新解放区教育工作的关键是争取、团结、改造知识分子，要在师生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他们逐步树立革命人生观。
——摘编自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建国初期教育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改革的特点及意义。
材料一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形成了系统的道德教育理论，他主张教育应顺应人的自然本性，使儿童身心得到自由的发展。卢梭否认先天道德，认为人的德行是教育的结果。在肯定道德教育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卢梭主张道德教育要考虑到儿童的年龄特征和身心特点，发展儿童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在卢梭看来，人的最基本的自然权利就是自由，自然教育实质上就是自由的教育，把儿童培养成自由的人。为此，他对经院教育的性质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指出封建专制和教会权威下的教育，是对儿童本性的压抑和摧残。此外，卢梭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上认为，在理想社会里，对儿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
——摘编自倪愫襄《西方道德教育理论的历史流变》等
材料二 “人与人之间本来都是平等的……人类主要的天然禀赋、生命和自由……人人一可以享受”，“自从人们察觉到一个人据有两个人食粮的好处的时候起，平等就消失了，私有制就出现了。”
——摘自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法国卢梭的道德教育观念。
(2)结合材料二及所学知识，归纳卢梭在构建资本主义理性王国的政治理论上的贡献。
材料一 从牛顿开始，科学研究有两条途径。第一条 是数学的思维，纯粹理性的思考方式，不牵涉任何具体的空间、时间和个人。数学成为思考工具的时候，我们才有纯理性思考的可能。第二条 途径是归纳和实证。依据实证的归纳法，发现现象并作出解释。上述思考方式和形而上学的纯逻辑的推论相比较，其研究方法和得出的结论很不一样。因此，牛顿的出现以及牛顿理论不可动摇之地位的确立应该是近代科学的起始。
——许倬云《现代文明的成败》
材料二 一系列的发现严重地冲击着经典物理学传统的物理思想。物理学面临严重的危机，科学界元老开尔文在英国皇家学会的演讲中承认：“动力学理论……的优美性和明晰性被两朵‘乌云’遮蔽得黯然失色了。”1905年，两朵乌云开始消散，这与爱因斯坦在这一年发表的4篇论文有很大的关系。正如德布罗意所说：“他的论文可以比做光彩夺目的火箭，它们在黑暗的夜空突然划出一道道短促的但又十分强烈的光辉，照耀着广阔的未知领域。”
——杨建邺《爱因斯坦传》
(1)根据材料一，指出牛顿科学研究的方法与前人有什么不同？说出他运用“数学思维”进行科学研究的代表作，并简要介绍这一著作。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爱因斯坦在驱散物理学“两朵乌云”方面所作的贡献。概括爱因斯坦与牛顿在时空观认识上的不同及意义。
材料一 《四洲志》是近代第一部国人所译的外国史地学著作。编译时，林则徐有意地调换了原书中介绍国家的顺序，按照亚洲一非洲一欧洲一美洲的顺序进行叙述，遵从了中国人以“天朝上国”为世界中心的习惯。他将选编的重点放在各国的兵制、统治情况，以及历史中对外交战的情况。从《四洲志》可以看出林则徐倡导学习西方的军事制度和器物，而缺乏对于自身政体缺陷的反思。这样“开眼看世界”的后果只能是空想出一个自己认知框架内的西方世界，而完全无法从根本上理解西方人的政治体制乃至于思维方式。通过林则徐在鸦片版争中的表现，也能看到这种局限性的具体表现。
——摘编自李昊洋《从〈四洲志〉看林则徐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与影响》
材料二 1874年冲正修编纂出版《支那地志略》，开创了近代日本编纂中国地志之始。该书吸收西方人有关中国的记录和研究成果，诸如经纬度的利用，新式地理词汇的使用等。该书作为当时日本人的学习教材，成为他们认识中国的读本。此后，日本人通过收集情报，来华实地踏查，翻译中国和西方人著作，编纂地志研究和认识中国。1880年高田义甫编纂有《清国地理小志》，1882年岸田吟香编有《清国地志》，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利用在华调查资料编有《支那地志》，1893年安东不二雄编有《支那帝国地志》，至1894年前，日本编纂中国地志达到一个高峰，也标志日本研究中国到达一个小高潮。
——摘编自郭墨寒《冲正修编纂〈支那地志略〉研究》
(1)据材料一，归纳林则徐编译《四洲志》的特点，并说明林则徐“开眼看世界”的局限性。
(2)据材料二，概括1894年前日本编纂中国地志的表现，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 整个中国是一个“天下”，“天下”没有边，也没有边界，只有向远处扩散而逐渐淡化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不一定是统治的权力，而是通过文化交融而构成的一个新文化，其中包含了各种地方文化。将各种地方文化吸纳入中原文化，使“天下”的文化多元而渐变，共存而不排他。这样一个核心，加上其放射的影响力，终于形成了“后世”的中国。
——摘编自许倬云《说中国》
材料二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仁义得不到发扬），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不）为之禁。非惟弗禁，且从（顺应）而恤之（体恤百姓的私情）。……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
——顾炎武《日知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相关内容，归纳“‘天下’的文化多元而渐变”的主要原因。
(2)依据材料二，概括顾炎武“天下观”的核心内涵，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时代价值。
材料一 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还是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材料二 叶梦得《避暑录话》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陈师道《后山诗话》云：“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柳永词的内容和语言都趋向俗化，既符合了歌唱者低文化层次的需要，也更有利于市井百姓的接受。
——张学辉《试论柳永词的“大众传播效果”》
(1)据材料一，概括作者关于宋代科技发展的观点，并结合所学列举宋代科技发展的主要表现。
(2)据材料二，归纳柳永的词流传广泛的原因并指出其文学流派。结合所学知识，用一句话概括宋代文化的发展特征。
材料一 1958年12月，前苏联最高苏维填通过了《关于加强学校同生活的联系和进一步发展苏联国民教育制度》的法律。该法律规定：中学修业年限由10年延长到11年，普及义务教育年限由7年延长到8年；学校大量增加生产教学和劳动时间，并兼施职业训练；高等学校优先招收有两年以上工龄的青年等等。这次改革加强了学校和社会的联系，但开始暴露出严重的缺点：生产劳动时间过多，严重地影响教学质量；学校中由于缺乏必备条件，组织生产教学和职业训练遇到困难。改革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张耀源《世界当代文化教育史）
材料二 50年代初，采取“一边倒”、“以俄为师”的方针，模仿苏联教育重建新中国教育制度。从教育理论到学制、学校教育、教学过程、教材、方法等各方面对“苏联经验”系统地全盘移植。为了适应工业化需要，加速培养专门人才，从1952年开始，高等学校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其基本特点是教育计划与国民经济计划紧密相连，国家对高校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
——杨东平《中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的变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50年代苏联教育改革的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教育发展的背景。
（3）结合苏联教育和新中国初期的教育改革，谈谈对今天教育的启示。
材料 近代中国的维新思想，是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不断加深和清王朝专制危机日益加剧的形势下产生发展起来的。由于中国之前的闭关政策，中国成了隔绝世界的孤岛，戊戌变法可以说是闭关以后，中国文化突然落伍，受刺激的优秀民族必然奋起的抗争。另外，坚船炮利政策之失败，列强之集中环攻等，一些有远见的中国人就想来一番彻底的改革和维新。维新运动的代表首推康有为。康有为宣传维新变法的一个重要理论手法是仿洋改制，即提倡仿效外国变法，通过论述外国变法改制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的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指导。此外，康有为还运用了托古改制，这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同时也吸引了一批要求革新的知识分子，成为他宣传变法的得力助手和推进维新的骨干分子。康有为本想利用托古改制减少变法阻力，提高自己的成望，吸引广大士大夫。但却事与愿违，他的托古改制理论不仅不能为多数士大夫知识分子所接受，反而招致士大夫阶层群起而攻之。
——摘编自江银曼《论戊戌维新的政治思想》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维新思潮出现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康有为思想的特点并分析其产生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