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安德森说，“……前现代的帝国与王国竞能够轻易地维系他们对极度多样而异质并且经常是居住在不相连的领土上的臣民的长期统治。”各地人民效忠的通常不是一个现实国家，而是经由文字和经典从古代继承下来且已沉淀力集体无意识的伦常制度，它维系着一个抽象的国家观点。……交通落后成倍放大了国土的距离。当时中国国土面积比整个欧洲还大，路上走一年半载，未必能从京城到达最偏远的边疆，更别说全国的有效管理了。
——程巍《清末电报网与国家统一》
材料二 秦王朝将中央政府统一规划的交通建设视为执政要务之一、除了“决通川防，夷去险阻”之外，还由中央直接主持，“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昊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汉书·贾山传》）。……政务军务紧急时，还可以通过驿传系统提高信息传递的速度。赵充国自金城申请军事计划至汉宣帝批复后颁下，往返不过7天，驿递行速达到每天400公里以上。
——王子今《古代交通与秦汉文明》
材料三 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学生运动能立即席卷全国，……与电报快捷传递消息和社会动员的功能密不可分。电报，其重要性在于，在交通系统远不足以把全国连为一体时，……电报系统至少可把全国连为一个时间共同体，这是后来全国同步的社会和思想运动的技术基础，而这样的全国运动训练了国民的现代国家共同体意识。
——程巍《清末电报网与国家统一》
(1)根据材料一、归纳安德森认为中国是“抽象的国家”的理由。根据材料二、概括秦汉王朝加强对“抽象的国家”控制的措施。(2)近代中国人自办电报始于何时何地？根据材料二、三、与古代“驿骑传递”相比，近代电信技术有哪些特点？
(3)根据以上材料，你认为交通和通讯事业的发展在我国历史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材料一 由于天下一统成为各国诸侯共同追求的目标，便逐渐形成以华夏为主干、连接蛮夷戎狄为一体的天下一统的国家观。《荀子·正论》将其归纳为“五服之制”，即对四夷实行羁縻政策，只要求他们承认天子的统治地位，定期向天子贡献方物，以此把四夷囊括在华夏的一统天下之中。其中虽然有严辨夷夏的思想成份，但人们已把蛮夷戎狄看作统一天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比之前代，这种变排斥为相融的民族意识已经具有很大的进步，它对于中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章义和《从华夷观念的演变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化》
材料二 唐王朝处理州郡之外的附属国家、人群和地区的边疆控御模式，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历史上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这样一种国家建构模式的边疆治理政策。粗略地说，它就是以册封和朝贡为主要制度的羁縻体系。这一套控御边疆的制度体系为后来的王朝所继承并加以发展。处于羁縻或册封地位的依附者，经历从宋元土官和明清土流并置、改土归流等步骤而被逐渐内地化，被纳入府县管治体系。
——摘编自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天下一统的国家观”初步形成的时间，并概括其历史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唐王朝进行“边疆控御”的主要举措。 “这一套控御边疆的制度体系为后来的王朝所继承并加以发展”，请分别以元朝、明朝的一例史实予以说明。综合上述材料，概括古代中国边疆治理的演变趋势。
材料一 中国古代为了巩固政权的基础，发展农业经济，尤其重视县以下的基层组织建设。夏商时期，出现了乡里制度的萌芽。战国时期，随着以郡统县的“郡县制”在各国的推行，乡里行政组织渐成雏形，成为基层组织。汉承秦制，县以下基层组织为乡、里，既发挥基层政权的作用，又带有半自治的性质。还于每十里处设亭，是专门从事“求捕盗贼”的警察性组织，另设游徼，掌捕盗贼。唐朝，基层组织已有城乡之分，农村以村为单位，城邑以坊为单位，乡有乡长，里有里正，村有村正，官方控制与统治不断增强，乡和里的功能逐步弱化。从王安石变法开始，乡里制度转变为职役制，治权所代表的官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明代城中称坊，近城称厢，乡村称里。凡一百一十户为一里，设里长，里下为甲，设甲首一人。清代基层组织在明里甲的基础上，创设了保甲。地方基层组织以十户为牌，设牌头；十牌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保甲对乡里的控制更加严密。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古代乡村基层治理经验》
材料二 近代以来，西方各国在继承地方自治传统的基础上，加强了对基层治理的管理。美国建国后，基本保持了地方自治的传统，乡镇是最基本的地方自治单位，承担着除司法之外的所有公共服务功能。法国大革命后，形成了以自治市镇为基层单位的制度，每个市镇的市长和市议会都由普选产生，市长同时对中央政府和本地选民负责。英国在1835年颁布《市政法案》，确立了英国近代自治市制度。法案规定自治市政府和议会都由当地选民选举产生，地方征税所得也由自治市自主开支，但必须接受选民监督。
——摘编自人教版《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基层治理变革的基本趋势及积极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与近代西方基层治理的不同。
材料一 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公布了由张之洞、荣庆、张百熙主持重新拟定的一系列学制系统文件，这些文件统称《奏订学堂章程》。颁布后，在朝野的合力推动下，新式学堂高速发展，规模急剧扩大。新式学堂取代学校、书院、学塾，最终成为定局。传统风俗教化也转变为社会教育，普及识字，推广新知。而全盘接受西式教育体制及其知识系统，导致中国的知识体系前后两分。因操之过急，以及官绅趁机渔利，期间也出现名实不符等诸多弊端，加重了民众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各地毁学风潮此起彼伏。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二 中华民国成立后，革命人士对教育投入了极大的心血，倡导培养新型国民，他们将具有独立的人格、开放而自由的人生价值、新型的国家观念和建设新型国家的本领。从本质上讲，这种新式教育是受西方天赋人权思想的影响，也是以人为本的。从国民教育的思路出发，民国初期的教育家又具体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美感教育，三者相辅相成，旨在将培养新国民落到实处。
——摘编自郝莫云《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教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清末新式学堂发展的原因，并概括新式学堂存在的弊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国初期新式教育发展的特点。
材料一 刘鸿生是近代中国具有强烈的同业合并意识并成功付诸实践的企业家。他在1927年到欧美各国游历时深感其同业联合之发达，便力图仿效，组建行业托拉斯。1930年，在面对国际火柴托拉斯瑞典火柴公司摧毁性竞争之下，刘鸿生成功促成江浙实力最强的鸿生、中华、荧昌三家火柴公司合并为大中华火柴公司。到1930年，该公司火柴产额占全国火柴产额的26.13%。1930年11月，瑞典火柴公司也被迫与其达成共同协定售价和销额的妥协。
——摘编自江满情《论刘鸿生的同业合并思想及其实践》
材料二 1978年，四川省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确定企业在增收基础上，可以提取一些利润留成。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国有企业改革转向实行国家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的“两权分离”。1986年，国务院提出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1994年开始试点。
——摘编自陈清泰主编《重塑企业制度：30年企业制度变迁》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大中华火柴公司实行“同业合并”的原因。(2)据材料二，概括1978年以来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内容。
(3)综合上述材料，归纳中国近现代企业改革一“合”一“分”产生的共同作用。
材料一 北宋时期属于市镇的初兴阶段，宋室南渡后才掀起一个发展热潮。以两浙地区为例，至今尚有史可考的市镇超过了700处，不少地区市镇的商税额接近甚至超过了所在州县城市，如咸淳初年，临安府仅北郭、浙江、江涨桥、龙山4个市镇的年商税额就有26.4万贯，相当于府城商税额的1.7倍。与此同时，市镇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环城市镇、农业市镇、手工业市镇、商品转运市镇、港口市镇等不同类型，使市场活动得以渗透到市镇周边农村各个角落，促使越来越多的手工业由家庭副业转变为商品化的专业生产，并成为市镇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陈国灿《中国早期城市化的历史透视》
材料二 明清之际，中国人口快速增长，江南地区的人民为了应付生计问题，不得不将种植棉花、棉纺织业和植桑养蚕产丝作为副业。政府也在当地多设织造（染）局，直接生产丝织品。于是盛泽、黄溪等市镇的居民“尽逐绫绸之利”，而到康熙时已是“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摩肩联袂，如一都会。”此类因丝织业而发展壮大的市镇，连同因棉布业而发展起来的朱家角、安亭等市镇一起，构成了江南市镇群落的璀璨明珠。这些市镇也吸引着邻近地区的士大夫阶层向它聚集，如浙江湖州的南浔镇，便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的民谚，入清以后仍保持着“书声与机杼声往往夜分相续”的传统。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1)据材料一，概括宋代江南市镇发展的表现。(2)据材料二，归纳明清江南市镇发展的原因。
(3)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江南市镇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是一种整体性治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士绅精英与村民群体共同参与。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科举制度等国家制度和宗族制度、乡规民约等乡村社会自我管理机制相结合，贯穿于乡村社会治理的过程之中。但乡村社会管理归根到底还是人治，正所谓“礼治有余而法治不足”。户籍、宗族制度带有专制与等级的色彩， 乡村治理更多的依靠经验与传统。
——摘编自沈费伟《传统国家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与运作逻辑》
材料二 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 德国快速发展为工业化国家，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成为国家主体居民。为了遏制乡村的边缘化趋势，重现乡村生机，捍卫乡村传统，乡村重振运动再次展开。首先，针对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情况，德国政府建立移民委员会，用租赁地产方式增加中小农户数量，推进农村居民点建设，强化乡村吸引力。1886-1919年，仅普鲁士就为移民建立了4.5万个配备住宅和畜舍的小农场。其次，面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乡村景观的破坏，发起以保护乡村自然景观为中心的“家乡保护”运动。各邦政府成立“自然纪念物保护”委员会，限制乡村地区工业污染，在德国形成了以保护乡村自然景观为目标的“自然纪念物”“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三级体制。
——摘编自邢来顺《德国乡村重振运动的历史考察》
材料三 2023年10月11日下午， 习近平来到上饶市婺源县秋口镇王村石门自然村。习总书记指出，优美的自然环境本身就是乡村振兴的优质资源，要找到实现生态价值转换的有效途径，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乡村要振兴，关键是把基层党组织建好、建强。基层党组织要成为群众致富的领路人，确保党的惠民政策落地见效，真正成为战斗堡垒。中国式现代化既要有城市的现代化，又要有农业农村现代化。
——摘编自2023年10月11日习总书记在江西婺源考察时讲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中国古代社会乡村、治理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德国实施“乡村重振运动”的背景及特点。
(3)根据材料一、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中国古代和近代德国的乡村治理模式对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
材料一 1840年，中国被英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在外部压力的迫使下，中国王朝国家的疆域，开始有了近代领土的涵义。自此，中国的边疆，就不再是王朝统治的边缘，而是国家领土的边缘，中央王朝通过直接控制边疆地域对边疆民族地区进行统治与开发。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开始了民族国家构建历程，在国家边界日渐清晰和民族国家逐步形成的基础上，民国政府在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与开发上，也是采取的“区域主义”取向的治理方式。
——摘编自张海鹏总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等
材料二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在全新的民族国家架构中，获得了崭新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全面改善和加强了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和开发，尤其是陆路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和开发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和人民都获得了持续的发展，大大巩固了国家主权统一与边疆政治稳定，促进了新中国的整体稳定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中国国力快速增强，国家快速崛起，而边疆及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在中国民族国家建设和国家整体发展中的影响，也进一步凸显。
——摘编自孙雯《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中国近现代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开发的阶段性特征。(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近现代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开发取得成效的主要因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近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开发关系的认识。
材料一 唐朝前期建立了户籍制度，《通典》记载大唐令：“诸户以百户为里……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天下户分为九等。三年一造籍。”唐朝前期，对因逃亡造成户籍脱漏、户口不实的，法律明确了州县官府、里正以及民户等不同主体的责任，定罪相当重。《唐律疏议》规定：“诸脱户者，家长徒三年。”唐朝前期的户籍上不仅记载了人们的年龄、户等、是否课役等信息，还记载了按均田制可占有的土地数及实际占有土地的情况。按照人的身份等级分配土地的均田制下，租庸调的承担纯粹根据人口状况，这凸显出通过户籍管理来控制“人”的重要性。
——摘编自曹端波《唐宋户籍制度的变革与社会转型》
材料二 由于商品经济发展，人口流动性增强，社会贫富分化，原来严格控制“人”的赋役制度、户籍制度已不再适应时代需要。两税法下以资产为户等的户籍制度，到宋代逐渐规范化。(宋)仁宗时，“令佐责户长、三大户，录人户、丁口、税产、物力为五等”。宋代明确将人户划分为“主户”和“客户”两大部分，同时出现专门从事某项生产经营的专业户，如茶户、盐户等，按职业划分。.户籍制度的转型导致乡里组织管理者出现质的变化，乡官向职役转化。里正从与郡守、县令性质相同的役民的官变成役于官的民，一般由地方富民担任。
——摘编自姜婷婷《宋代户籍制度探析》
(1)根据材料一，归纳唐朝前期户籍制度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户籍制变化所反映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
材料一 洋务派不是资产阶级集团，而是一个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封建地主阶级官僚集团。中国近代化由这个官僚集团来启动，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特点决定的。19世纪60年代，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刺激和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开始解体，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已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中国封建社会内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尚未发展到工场手工业阶段，就被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所摧毁，因此中国没有一个像西方社会中那样的市民等级来肩负这个使命。当时掌握政权的洋务派官僚集团，从外国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不但“渐知泰西火器之利”，并且发现廉价的纺织品、便捷的轮船和煤铁之利，可以裕财政、浚饷源，既可维护封建统治，又可为本集团带来利益，于是充当了启动中国近代化的角色。由于中国封建生产方式发展得极其成熟而完备，特别坚固，在洋务派被迫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不可能排除封建生产方式的顽强抵制，只能在不改变封建主义内容的基础上，引进外国先进的机器设备和管理制度，移植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便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扭曲了的近代化经济形态。
——摘编自《历史学习》2000.11
材料二 如同世界各主要国家近代企业制度的演变一样，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在其生成、演变的过程中，大致上经历了“特许制”与“准则制”两大阶段。在近代公司法尚未制定和颁行之前，所谓的特许制则是经地方封疆大吏奏准后的特许。如轮船招商局的设立不是依照适用法律注册登记，而是经地方官员向朝廷奏准后设立的。这在轮船招商局最初发行的股票中写得十分清楚，轮船招商局“奉直隶爵阁督部堂李奏准设局招商”。这一由地方大宪奏准设立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特许制本身，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体制下，由谁奏设，谁就取得了该设立企业的实际掌控权，如奕䜣所说“招商局由李鸿章奏设，局务应由李鸿章主政”。早期的企业设立特许制，以及特许制下的地方大员掌控制，是近代中国早期企业产权制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制度特征。
——摘编自《1872～1883轮船招商局早期的企业制度特征》
材料三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西方式现代化的逻辑不同，中国式现代化遵循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这一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是，一方面，遵循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积极吸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有益成果，通过市场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构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大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摘编自《学习时报》（2022年12月07日）
(1)根据材料一，归纳洋务派启动中国近代化的原因。(2)上海轮船招商局被誉为“中国民族企业百年历程的缩影”，根据材料二，指出其创办的途径。阅读材料并结合所学，概述上海轮船招商局在近代商业经营方式的探索。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分别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式现代化所遵循的历史逻辑。
(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结合所学，概括过渡时期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和政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宏观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