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梁启超的历史著作《读史的方法》中记载：“无论研究何种学问，都要有目的，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再把这个目的分段细细解释，必定要先有真事实。已经沉没了的实事，应该重新寻出，此类事实，愈古愈多，譬如，做罗马史的人，专靠书本上的记载，所以记载的事情有许多靠不住的，后来罗马发现很多古代的遗迹实物，然后罗马史的真相才能逐渐明白。有许多事实，从前人记错了，我们不特不可蛮从，而且应该改正，此类事实，古代史固然不少，近代史尤其多。有许多向来史家有不大注意的材料，我们应当特别注意它，例如，诗歌的搜集，故事的采访，可因以获得许多带历史成分的材料，前人不甚注意，现在北京大学有人在那里研究了。有许多历史上的事情，原来是一件件的分开着，看不出什么道理，若是一件件的排比起来，意义就很大了，我们研究历史，要把许多似乎很不要紧的事情联合起来，加以研究。许多历史上的事情，顺看、平看似无意义，亦没有什么结果，但是细细的把长时间的历史通盘联络起来，就有意义、有结果了。”
——据梁启超《读史的方法》
(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梁启超关于研究史实的方法。(2)根据材料与所学知识，指出史料的类型有哪些并举例说明。
材料一 《周礼·天官》所记载的“宰夫”和“司会”有财政监督的权力，而且有一定的分工：“宰夫”重在审查各级官署财用出入的合法性，“司会”则要把官府的收支和它完成的事功联系起来进行考核。《礼记·王制》中提出“量入以为出”，对财政收支实行预算控制。《周礼》中规定：财赋的出入必须经过几个人的审核，内外互相考核，出入互相考核。战国李悝《盗法·杂法》中规定：遗失记载官物的帐薄以致财物数量有错误的，要按不揭发盗窃论罪。
材料二 秦代已有相当严密的财政监督制度。会计记录不正确，对财物保管不认真均会受到惩罚。此外还注重对新旧官吏交接的监督。西汉对于财政收支的具体监督，既加强对上计簿的审查，还大力严惩贪污舞弊和贿赂行为。隋朝以前有财政监督的制度，却没有专管机构。隋唐时刑部下专设比部，“职掌内外赋敛、经费、俸禄、公廨、勋赐、赃赎、徒役课程、通欠之物及京师仓库，三月一比”。北宋对于各级官署支用的财物要进行事前的和事后的审计，到南宋初设审计院。明、清以户部所属的“清吏司”来执行财政监督。十三个清吏司根据各省一年一报的文册进行审查核销。清前期大体延袭明制，均按监督的对象，作具体的分工。
——以上均摘编自赵友良《我国历代财政监督(审计)制度考略》
(1)根据材料一，列举我国财政监督早期发展的表现。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财政监督的演进趋势及影响。
材料 王莽分别于居摄二年（公元7年）建国元年（公元9年）建国二年（公元10年）和天凤元年（公元14年）进行币制改革，铸造了“六泉十布”等近二十种货币。王莽的币制改革和其他改制一样，也被打上了复古崇周的烙印。《食货志》记载：“王莽居摄，变汉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又造契刀、错刀。契刀，其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错刀，以黄金错其文，曰“一刀直五千”。与五铢钱凡四品，并行。”在第二、三次币改中，最小额的币种只有一铢重，使用起来极不方便。这就迫使人们必须要持有一定数量的大面值货币。而一旦参与以小易大的兑换活动，不管是何种面值比例的兑换，都要接受67%以上的财富掠夺。不仅如此，而且各种币种之间的兑换也十分复杂。但是单从技术角度来看，王莽的历次币制改革是卓有建树的，他所创造的卧式铸钱法一直被后代王朝所沿用。
——摘编自李建雄《王莽的币政改革举措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王莽币制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王莽币制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令文书有《秦律十八种》：《田律》《工律》《徭律》《法律问答》《军爵律》等。人民生活的一举一动都在秦律中规定下来。其中《秦律·金布律》有载，“有买及卖也，各婴（挂）其贾（价）”。从事手工业和为官府出售产品的人，“受钱必辄入其钱垢（陶制容钱器）中，令市者见其入，不从令者赀（罚）一甲”。《法律问答》记载：“五人盗，臧（赃）一钱以上斩左止（趾）。”在秦律中规定了对轻微小罪也处很重的刑罚，这与商鞅、韩非等法家认为只有用重刑才能杜绝犯罪的主张一脉相承。
——摘编自《云梦秦简研究》
材料二 明太祖重视历代法制经验，命人制定的《大明律》是“准唐之旧而增损之”，按六部体制分成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加上卷首的名例律，共七篇460条，除了包括唐宋令中已有的吏治、礼仪等内容，刑律特别规定了刑事处罚原则，如“十恶”“留存养亲”等。明太祖认为自己制定的常法可保子孙统治无忧，规定“一字不可改易”。不过，常法之外的例则可随时势变化而调整，是为“权宜之法”。另外，明太祖还根据“刑乱国用重典”的思想，亲自编订《大诰》四编，汇编了酷刑惩治官民的案例以及各种峻令和训诫，并下令将《大诰》作为国子监学和科举考试的内容。
——摘编自李贵连、程晶《从令到例：论明代律例法律体系的生成》
(1)根据材料一，指出秦朝对商品贸易的法律规定，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朝法律制度的主要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初法律制度改革的突出特征并评价其影响。
从数十个世纪以前的古代开始，尼罗河河谷的居民开始有了书面记载的历史以后，文明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进行的。从尼罗河走到了美索不达米亚、两河之间的土地，然后是转向克里特岛、希腊和罗马。地中海，一个内陆海成为了贸易中心，而地中海沿岸城市是艺术、科学、哲学和知识的发源地。
西亚和北非的古代文明深刻影响了地中海周边区域。依据材料，结合史实，多角度说明上述观点。
材料一 据《闽书》记载，明初以来，除提供征派差役依据之外，里甲“祭祀、乡饮、迎春等事，皆其措办”，清朝则增加了宣读圣谕、倡导互助等新职能。里长和甲首多以宗族为中心，控制族内的人丁和田产，根据实际需要设置相应职务，形成了相当严密的赋役共同体。明清统治者制定了不少乡村治理的律令条规，还允许各地的家训族规成为国家律令的补充。福建地方官府大多要求基层“粮户归宗”，即承认里长和甲首的世袭特权，承认致仕归乡官僚的社会影响力，承认乡村社会的宗族自治，从而维护“服赋役而隶版籍”的统治秩序。
——据郑振满《明清福建的里甲户籍与家族组织》等
材料二 中世纪晚期的英国，村镇、庄园、教区共同构成了乡村基层组织，它们之间各自独立履行职权，又相互牵制和争夺。在这种形势下，村民们得以开展自我管理，乡村管理者由村民集体选举产生。那些具有法律知识的乡绅逐渐跻身治安法官之列，而约曼（富裕农民）则逐渐成为陪审团的主体。大量乡绅和约曼家庭的子弟，逐渐占据财政部、枢密院、议会等中央机关的要职，挑战贵族对官职的垄断地位。村庄共同体逐渐摒弃了血缘关系纽带，形成基于地域的具有共同担当、共同抵御的集体意识。
——据侯建新《中英封建晚期乡村组织比较》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福建地方乡村治理的特点及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明清福建和中世纪晚期英国乡村治理方式的异同。
材料一 中国古代注重环保立法，西周初期的《伐崇令》记载：“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如不令者，死无敝。”《吕氏春秋》中提出了“四时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泽不敢灰”。秦朝《田律》对动植物资源等保护对象以及违规处罚办法都做了具体规定。汉武帝时期大臣曾奏请制定关于水利灌溉的法律来规范的指引生产。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森林破坏严重，但是一旦停战便会植树。唐代凡是毁坏树木的都要以盗窃罪论处。宋代开封“宣和年间尽植莲荷，近岸植桃李梨杏，杂花相近，春夏之间望之如绣。”明清时期，一些地区宗族制定族规，进一步强化了环境保护措施。
——摘编自张涛《中国古代的环境思想与实践》
材料二 近代中国，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生态遭到严重破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展兴修农林水利、救济灾荒与生产自救、厉行节约运动，为此后的实践探索提供了初步经验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形成注重山河修复整治、开展绿化祖国和爱国卫生运动、探索环境保护规律和维护国家发展权益等环境保护与发展格局的观念与举措，推动了生态环境恢复与经济社会有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探索生态建设与持续发展结合道路，协调人口、资源与环境，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进入新时代，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基本方略，为建设美丽中国与清洁美丽世界贡献不同于西方资本主导绿色转型路径的中国行动和中国智慧。
——摘编自包庆德、宁琳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使命》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环保思想的主要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共产党探索生态建设的意义。
材料一 唐朝前期建立了户籍制度，《通典》记载大唐令：“诸户以百户为里……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天下户分为九等。三年一造籍。”唐朝前期，对因逃亡造成户籍脱漏、户口不实的，法律明确了州县官府、里正以及民户等不同主体的责任，定罪相当重。《唐律疏议》规定：“诸脱户者，家长徒三年。”唐朝前期的户籍上不仅记载了人们的年龄、户等、是否课役等信息，还记载了按均田制可占有的土地数及实际占有土地的情况。按照人的身份等级分配土地的均田制下，租庸调的承担纯粹根据人口状况，这凸显出通过户籍管理来控制“人”的重要性。
——摘编自曹端波《唐宋户籍制度的变革与社会转型》
材料二 由于商品经济发展，人口流动性增强，社会贫富分化，原来严格控制“人”的赋役制度、户籍制度已不再适应时代需要。两税法下以资产为户等的户籍制度，到宋代逐渐规范化。(宋)仁宗时，“令佐责户长、三大户，录人户、丁口、税产、物力为五等”。宋代明确将人户划分为“主户”和“客户”两大部分，同时出现专门从事某项生产经营的专业户，如茶户、盐户等，按职业划分。.户籍制度的转型导致乡里组织管理者出现质的变化，乡官向职役转化。里正从与郡守、县令性质相同的役民的官变成役于官的民，一般由地方富民担任。
——摘编自姜婷婷《宋代户籍制度探析》
(1)根据材料一，归纳唐朝前期户籍制度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户籍制变化所反映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
材料一 宋人赵卫彦对银矿的采冶作了详尽的记载：“每石壁上有黑路乃银脉，随脉凿穴而入，……以火锻为大片。”白银“计坑冶之盛，实始于宋代”。宋朝中央的制作机构文思院等分工细密，生产规模更大，而且宋代的“私家制作和买卖金银器皿的作坊行铺更多，也更为广泛。在汴京临安和建康等大城市中都有金银行或金银铺”。北宋初，河北兵已是“岁一遣使赐银鞋”。除鱼袋、鞍辔、束带之外，宋初以银为饰已很少列入禁条。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了娶亲用银器、酒店饮食店乃至卖“冰雪”的器皿都用银器的情况。
——摘编自王文成《唐宋之际白银使用的发展》
材料二
| 史料 | 内容 | 文献 |
| 史料一 | 朱元璋诏:“徽、饶、宁国等府不通水道，税粮输纳甚艰。今后夏税令以金银钱布代输，以宽民力。” | 《明太祖实录》洪武七年四月 |
| 史料二 | “行在卫所军官俸米，俱在南京支给，缘路远无力运.......宜量派江南路远州县税粮内照数估直折收银、布、绢、缎匹，解赴北京，准作军官月俸。 | 《明英宗实录》正统元年三月 |
(2)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材料二中的两则史料对于研究明代白银使用的史料价值。
材料一
史料一：马王堆一号汉墓简牍115号记有“唐（即“糖”）于类一笥（盛物品的竹器）”，112号记有“唐（糖）一笥”，竹笥中有“糖笥”木牌。
史料二：摩揭它，一曰摩伽陀，本中天竺属国……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始遣使者自通于天子……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拃沈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
——《新唐书》221上《西域列传·摩揭它》
史料三：嘉靖年以前，世无白糖，闽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值屋瓦坠泥于漏中，视之，糖之上白色如霜雪，味甘美，异于平日，中则黄糖，下则黑糖也。异之，遂取泥压糖上，百试不爽。白糖自此始见于世云。
——【清】刘献廷《广阳杂记》
材料二 约公元500年，古代印度佛典最早记载甘蔗、蔗糖的种植、制造和使用。8世纪，蔗糖经阿拉伯人广泛在欧洲大陆、北非传播。11世纪，欧洲糖价昂贵，只有王室、贵族才能享用。16世纪之前，地中海沿岸地区生产的蔗糖供应北非、中东和欧洲大陆。15世纪末，蔗糖生产中心开始从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上的马德拉等群岛。17世纪初，葡萄牙几乎为整个欧洲供应来自巴西的糖。17世纪中期开始，伴随着加勒比海的英属巴巴多斯、牙买加发生“蔗糖革命”（即加勒比海岛屿纷纷建立甘蔗种植园，从非洲引入大量劳动力），英国的蔗糖进口量飞速增长，到17世纪60年代，占了英国进口商品的十分之一。到18世纪中期，英国的人均蔗糖消耗量是法国的八到九倍。19世纪40年代，英国的蔗糖关税开始下降，1884年下降到蔗糖原价的百分之三十。1890年代，欧美列强的机械制糖法彻底打垮中国糖业。
——摘编自唐传星《甜蜜抑或苦难：糖的世界史》等
(1)指出材料一中三则史料的史料价值，并做出合理的推断。(2)根据材料一二，或者仅就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围绕蔗糖的历史提炼一个论题，加以阐述。（要求：写明论题，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