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僭越现象时有发生。孔子认为如果诸侯国乐舞规模超过了规定则是僭越行为。提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他认为歌颂舜的文德的音乐《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表现武王伐纣的《大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对具有反抗精神的民间俗乐“郑卫之声”评价很低，曾禁不住哀叹“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孔子创办私学，整理“六经”作为基本教材，《乐》便是其中的一经。他认为好的音乐能直抵人心，培养高尚的品格，进而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摘编自唐明《探析<荀子·乐论>中的音乐教育思想》

材料二   公元前4世纪以后，雅典文化日益倾颓，民众不再追求富于进取精神的音乐，转而沉迷于骄奢淫逸的音乐。在柏拉图看来“节奏和乐调有强烈的力量浸入人心最深处”，因而“音乐教育比其他教育重要得多”。音乐教育应让城邦井然有序，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他提出优质的音乐能够激励人们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而低俗的音乐会腐蚀公民的心灵，所以要用好的音乐来熏陶公民，培养心理健康、人格健全的城邦接班人。他认为如果快乐替代法律成为音乐好坏的评判标准，就会导致政治的衰败和公民道德品质的腐化，主张用法律来约束音乐的内容、形式和标准。

——摘编自唐明《探析<荀子·乐论>中的音乐教育思想》

材料   敦煌莫高窟，坐落于河西走廊的西部尽头。它的开凿从十六国时期至元代，今存洞穴492个，壁画4.5万平方米，彩色雕像2400多尊，是我国现存石窟艺术宝库中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座。下面是与敦煌莫高窟相关的两个人物。

—摘编自刘伟《敦煌莫高窟重见天日始末》、任风《樊锦诗：“敦煌的女儿”》

材料一   11至12世纪，中国发生了波澜壮阔的文化转型，在广阔的领域引发转变。

——摘编自【美】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

材料二   宋代形成了“内省”“精致”的“宋型文化”，新的文化模式经过沉淀和自我充实后，转而趋向稳定、内向，不仅没有导出“近代化”，而且新的意识形态凝结为一种顽固的文化类型，并从实际渗透到整个国家，宋代以后的中国文化知识在旧的基础上发生了新变化，这本身又称为传统的一部分，且其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

——摘编自张晓淮《两宋文化转型的新诠释—读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

——摘编自李兰《宋代女性文学成因及价值探析》等

材料二   宋代将女性作为文学创作对象的风尚盛行。如词作品中描写最多的便是女性，这与宋代歌楼酒肆业的高度繁荣密切相关；同时，词的婉约性决定了它更多地以“绮筵公子，绣幌佳人”为描写对象。除此之外，宋代文学中还有较多女性形象塑造的是话本小说。它对市井小民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尤为成功，《快嘴李翠莲》中的李翠莲、《碾玉观音》中的璩秀秀等，她们努力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自由平等的爱情和独立的人格，其经典形象深入人心。

——编自杜少静《浅析宋代女性与文学之关系及其产生原因》

材料一

——《历史地图册-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星球地图出版社第36、46页

材料二   在中国历史上文学人口最多的时代是明清时期。道理很简单，中国宋代以前(含宋代)的文学无论是传统诗文还是作为诗歌变体的词，总体上是贵族文学、士大夫文学，是雅文学，它们的创作者和受众也都局限在宫廷、士大夫和士绅中间，受传承载体的限制，它们远没有下移至普通百姓中去……而这一情况到明清时期却有了质的改观。明清时期不但文学作者群体数量庞大，且随着教育的普及，文学重心进一步下移，以小说、戏剧等为代表的俗文学强势崛起并成为整个文学人口中最广泛的消费对象。

——摘自李玉宝《明代文学人口的壮大与书业生产的聚盛》

材料一     明清科举考试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其中乡试和会试各为三场，第一场考四书义三道，五经义四道；第二场考论一道，判五道，诏、造、表选一道；第三场考时务策五道。明清科举与宋元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八股取士。八股又叫制义，以宋儒注解的“四书五经”命题，如《四书》用朱子集注，《易》用程传，《书》用蔡氏传，《诗》用朱子集注，《春秋》用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传等等。作文要仿古人语气，替圣贤立言，采用特定的格式，分为破题、承题、起讲、提比、中比、后比各个部分。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二   1904年清政府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会试，下表列举了这次会试的部分考题。

—摘编自韩策《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材料   在西方，希罗多德已经有了编纂世界史的实践，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人们所认为的“世界”并不能包括整个人类世界。中世纪的基督教史学致力构筑所有人、所有民族都在上帝目的规划之中的世界史。16世纪，鲍杜安构想了“世界史”体系，他在《世界史的创立及其与法学的联系》中认为：“史必须是囊括一切的，就像一个有机体，各部分是不可分的。”他指出人类历史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空间上都应当是世界性的。1599年，波普利尼埃尔的《带有完美历史观念的史学史》提出了“整体历史”的概念，他根据文化表征将整体世界历史分为歌曲、舞蹈阶段，诗或史诗阶段，散文历史写作阶段，证明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在不断提高。这种指向未来、重视今世而不是古代的完美历史，实际上也就是人类文化、文明不断向前的进步史。而同时代的勒卢阿将世界历史涵盖范围进一步扩大，他将欧洲文明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

——摘编自张井梅《16、17世纪历史进步观与西方史学》

材料一 清朝召见官员制度简表

——据郭黎鹏《清朝召见新任官员制度探析》整理

材料二   以下为晚清时期的一段召见实录

1867年，行将访同欧美的志刚和孙家谷受到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召见的对话

谕：何时起身？

奏：于明日由衙门起身。

谕：由何路行走？

奏：由陆路到上海上火轮船，经日本过大东洋到米里坚；由米里坚渡大西洋到英吉利，过海到法兰西；往北顺路到比里时、荷兰、丹麻尔、瑞典、俄罗斯；往南回路到布路斯；再南仍经法兰西到西班牙、意大利；由中海经大南浮；顺广东、福建、江浙中国海面，自天津回京。

谕：随从人务须管束，不可被外国人笑话。

奏：谨当严加管束，不准其在外滋事。

——摘编自志刚《初使泰西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