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史迁百三十篇（代指司马迁的《史记》），《报任安书》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谓“绍名世，正《易传》，本《诗》《书》《礼》《乐》之际”，其本旨也。所云“发愤著书”，不过叙述穷愁而假以为辞耳。后人泥于发愤之说，遂谓百三十篇皆为怨诽所激发……于是后世论文，以史迁为讥谤之能事，以微文为史职之大权，或从羡慕而仿效为之，是直以乱臣贼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笔削，不亦悖乎!今观迁所著书，如《封禅》之惑于鬼神，《平准》之算及商贩，孝武（汉武帝）之秕政也。后世观于相如（司马相如）之文，桓宽之论（即《盐铁论》），何尝待史迁而后著哉？《游侠》《货殖》诸篇，不能无所感慨，贤者好奇，亦洵（实在）有之。余皆经纬（梳理）古今，折衷（评析）六艺，何尝敢于讪上（上位者）哉……吾则以谓史迁未敢谤主，读者之心自不平耳……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怀（坚守高尚的情怀）于三代之英，而经纬乎天人之际者也。所遇皆穷，固不能无感慨。
——摘编自章学诚等《文史通义·史德》
(1)根据材料，指出“后人”和章学诚关于《史记》创作动机的不同观点，并概述章学诚观点的依据。(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补充一则《史记》编撰上的可取之处，并说明理由。
材料一 唐宋科举制度比较。
| 唐代 | 宋代 | |
| 应试学子出身 | 门第势力正盛，应考者许多是门第子弟 | 应考的多数是寒窗苦读的书生 |
| 从政经验 | 家庭中有家教熏染，并亦早懂得许多政治掌故。一旦从政，比较有办法 | 除却留心应考的科目，专心在文选诗赋或是经籍记诵外，国家并未对他们有所谓教育。……进入仕途，对实际政治自不免生疏扦格 |
| 考试形式 | “公卷”，是由考生把平日诗文成绩，（呈送）到中央时，遍送政府中能文章有学问的先进大僚阅看。“通榜”是考后出榜，即据社会及政府先辈舆论来拔取知名之士 | “糊名”，所凭则真是考试成绩。故有主考官存心要录取他平日最得意的门生从学，而因是糊名，寻觅不出该人之卷，而该人终于落第的。……考试防制严了，有时反得不到真才 |
| 选拔依据 | 在未考以前、早已有许多知名之士，获得了客观的地位。不专凭考试之一日短长 | 考试成绩一日之短长 |
——依据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整理
材料二 （王安石变法）其一为改革科举。废除唐以来浮华无用的诗赋和呆板的帖经、墨义几种考试方式，代以考试经义、时务策。经义主要考查“大义”，以通经书义理为主，不重章句训诂。其二为整领学校。在太学实行“三舍法”，分外舍、中舍、内舍三级，学生经考试逐级而升，上舍生成绩优异者可不经科举直接授官。安石与子弟门人撰著《诗义》《书义》《周礼义》，合称《三经新义》，作为统一教材，也以之作为科举取士的依据。又设立武学、律学、医学等专科学校，增设地方学官，充实师资，拨学田以支经费。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与唐代相比宋代科举制度的不同之处。(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王安石变法中科举制改革的作用。
材料一 韩愈和柳宗元倡导的唐代古文运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韩愈认为，欲作古文，必先明古道。而要明古道，又务去陈言。他主张为文要“出入仁义”，说词必己出，文从字顺，即为文时语言要创新。韩愈这里说的“陈言”，就是“排异端，斥佛老”。
——摘编自郭新庆《韩柳与唐代古文运动新论》
材料二 “唐宋八大家”在散体古文方面所占据的典范地位是经过长期的经典化流程后才形成的，其中南宋时期是其经典化流程的开端，元朝时期是其经典化流程的继续，明代是其经典化的确立时期，其标志是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散文选本的诞生。
——摘编自于景祥《“唐宋八大家”的经典化流程》
材料三 明代中叶，以李东阳、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七子派文人发起文学复古运动，他们密切关注儒学的发展，对程朱理学及理学家的文学观念作了批评和修正，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强调学习古代文学的格调法度。
——摘编自史小军《明代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与儒学复兴》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宋八大家”经典化的影响，并指出其所体现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突出特性。(2)根据材料一、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中后期与明代中后期文学“复古”运动出现的共同原因。
材料一 积累财富以及实现利润的愿望绝不是新鲜事物。事实上，在近代之前的几千年中，中国、东南亚、印度、西南亚、地中海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商人，为了谋求利润，一直在从事商业冒险。欧洲近代早期的商人和企业家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改造了社会。……一些庞大的贸易公司像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及其竞争者所从事的商业冒险规模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这些贸易公司都是以股份制形式组建的，是向海外扩张殖民势力的工具。
——摘编自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1500年以后，国际市场上的物品越来越多，但直到18世纪中叶，交易都呈现出一边倒的不平衡状态。欧洲人支付给中国的不是货物，而主要是从新大陆开采运回的白银。这个全球交换的新时代对世界有巨大的影响。
——整编自弗兰克·特伦特曼《商品帝国：一部消费主义全球史》
材料二 在西方发现的“世界”中，只有中国文明的精雅具有难以企达的神秘吸引力。16-18世纪的欧洲都在经历一个文明精雅化的过程，西方社会的中国潮，表现为各个方面。中国的工艺与建筑可以满足王公贵族的奢侈，也可以满足中产阶级的虚荣，家中摆上一个中国式的漆柜，几个瓷花瓶，最能展示自己的富有与品位。“给我倒杯茶吧，艾兰小姐，请用这精美的中国瓷杯”这虽是欧洲著名诗人波德莱尔诗中的一句，但足以显示出中国瓷器在当时欧洲人心目中的地位。瓷器的轻薄淡雅，丝绸的华贵飘逸，茶叶苦涩里透着清香，它们不仅丰富了西方人的生活，也改变和引导了西方人的生活风格。
——整理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等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列举8-15世纪“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对外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国家（东非西非国家各举一例）。分析“庞大的贸易公司”“所从事的商业冒险”对近代欧洲产生的影响。说明“欧洲人支付的白银”在明清社会引发的经济效应。(2)综合材料一二、就东西方商业贸易及文化交流的现象谈谈你的认识。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僭越现象时有发生。孔子认为如果诸侯国乐舞规模超过了规定则是僭越行为。提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他认为歌颂舜的文德的音乐《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表现武王伐纣的《大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对具有反抗精神的民间俗乐“郑卫之声”评价很低，曾禁不住哀叹“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孔子创办私学，整理“六经”作为基本教材，《乐》便是其中的一经。他认为好的音乐能直抵人心，培养高尚的品格，进而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摘编自唐明《探析<荀子·乐论>中的音乐教育思想》
材料二 公元前4世纪以后，雅典文化日益倾颓，民众不再追求富于进取精神的音乐，转而沉迷于骄奢淫逸的音乐。在柏拉图看来“节奏和乐调有强烈的力量浸入人心最深处”，因而“音乐教育比其他教育重要得多”。音乐教育应让城邦井然有序，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他提出优质的音乐能够激励人们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而低俗的音乐会腐蚀公民的心灵，所以要用好的音乐来熏陶公民，培养心理健康、人格健全的城邦接班人。他认为如果快乐替代法律成为音乐好坏的评判标准，就会导致政治的衰败和公民道德品质的腐化，主张用法律来约束音乐的内容、形式和标准。
——摘编自唐明《探析<荀子·乐论>中的音乐教育思想》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孔子音乐教育思想产生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孔子和柏拉图音乐教育思想的异同。
杨慎（1488-1559），四川新都人，祖籍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明代重臣，著名文学家，父亲是两朝首辅杨廷和。13岁随父入京途中写出《黄叶诗》，受到首辅李东阳赏识收为门徒。杨慎24岁（明武宗正德六年即1511年）状元及第，授官翰林修撰，参与编修《武宗实录》。为官清廉耿介，武宗贪玩不理朝政，他上疏抗谏无果后辞官回家。世宗（武宗堂弟，年号嘉靖）继位后他官复翰林修撰兼经筵讲官。嘉靖三年（1524年）因“大礼议”事件中极力维护儒家伦理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他在36年戍边中，率家奴和士兵平定滇南安铨、凤朝文叛乱；到滇各地讲学授徒，致力于民族文化教育。他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传唱千年，编写了诗文总集《全蜀艺文志》等；他的文献学思想自成体系，将《诗经》研究推上了考据的轨道；同时他在医药、民俗、动植物、地理等方面留有著述。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去世。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杨慎一生博学多才，诗文词曲都有很高成就。为官和谪戍期间政绩卓著，对后世影响很大。
——摘编自《四川历史名人系列——杨慎：一生跌宕成就一代鸿儒》等资料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杨慎仕途之坎坷和成就之斐然作归因分析。(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杨慎多方面的贡献。
材料一 英国是最早对官员财产公示进行立法的国家，1883年，议会通过被称为“阳光法案”的《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1889年颁布第一部反腐败法《公共机构腐败行为法》，该法特别禁止公共机构的任何人员在与公共机构有关的交往过程中有任何行贿或受贿行为。1906年和1916年两次颁布《防止腐败法》，将反腐败行为的范围扩大，不仅包括公共机构的工作人员，而且包括公共机构本身和地方性公共机构。英国的司法机关完全独立于政府，不受政府管辖。司法机关可以通过法院判决对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进行监督。舆论和日益发达的传媒系统的监督是对政府滥用职权的一种有效制约，使腐败行为更容易暴露在阳光下，对腐败行为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
——摘编自唐朗诗、李佳佳《英国腐败治理经验：制度变迁的特征与时序》
材料二 西方国家的文官廉政机制在二战后进一步发展，各国普遍制定了文官法、公务员法。要求行政活动必须公开、透明，以有利于监督机构有效监控；并从法律、制度上赋予社会公众、利益集团、新闻媒体严格监督政府的权力，特别是新闻舆论，在西方素有“第四部门”之称。在文官的选拔任用上，各国普遍实行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制度；而政府的换届选举及高级官员具有高度流动性，加之文官回避制度，使各级官员难以结成营私舞弊的关系网。在职业保障方面，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以此来稳定文官队伍，使其工作尽心尽职； 实行无过失常任制；公务员有权申诉或要求救济，任何部门不准随意扣减、拖欠公务员工资。
——摘编自时聪《西方文官制度中的廉政机制及其借鉴启示》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近代英国反腐败的主要方式，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此时英国加强反腐败建设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总结西方国家在加强廉政建设方面的主要措施。
材料一：饮茶文化的兴起始于南方，直到唐朝中晚期北方人民也开始大量地饮茶，茶不再是达官贵人的专有物，茶叶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我国著名的茶马古道始于唐朝时期的“茶马互市”，贸易的需要使得茶叶被大规模种植，为促进当时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唐宋时期出现了我国著名的青瓷和白瓷，同时烧出了成熟的黑、黄、唐三彩以及彩釉等瓷器，这些瓷器的出现为泡茶工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载体，使得唐宋时期的茶文化变得更加细腻和精致。唐宋时期出现的禁酒令也为饮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人们以茶代酒，进而促进了饮茶风尚的传播。唐诗宋词中的文化元素，及时行乐、豁达不羁、为国效力等思想也为唐宋时期的茶文化奠定了古朴清新、积极入世的核心内容，这可能与当时较为开放的社会以及宗教有关。这一时期的文人墨客大都讲究“天人合一”……
——摘编自余飞《唐宋茶文化的兴盛原因及其与人之心性修养的研究》
材料二：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茶文化的兴盛期。政治上，茶叶外交、贡茶、赐茶成为常态，既维系了与少数民族、外邦的联系，也使得茶文化作为华夏文化符号对外输出；经济上，鼓励茶叶种植和贸易，茶马古道、茶税、茶法等逐渐成熟；文化上，茶诗、茶词、茶艺、茶礼、茶俗、茶寮、茶馆等茶文化子系统要素得以全面蓬勃发展，并与儒释道文化互动互构，成为“无异米盐”、百姓须臾不离之物，最终完成了“天下一统”的茶文化共同体建构与认同。
——摘编自周瑞春《从夷夏到天下：茶文化共同体之路》
请回答：(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唐宋茶文化兴盛的推动因素。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分析唐宋时期茶文化承载了怎样的社会功能?
材料一 铨选制度是我国古代的官僚选任制度。宋代一方面通过科举等方式广求人材，吸收“新鲜血液”；一方面通过铨选使这支队伍分门别类、上下有序。照宁年间，作为王安石吏治思想的实践，铨试受到了充分的重视。四年十月，重定铨试之制。据马端临说：“旧制荫补初赴选，皆试律暨诗；已仕而无劳绩、举荐及无免试恩，皆试判；(熙宁)更制以后，概试律义、断案、议，后又增试经义。中选者皆得随铨拟注，其入优等者，往往特旨擢，赐进士出身。”于是，荫补人及天下官吏争相诵习法令。
—摘编自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
材料二 虽然北洋政府制定颁布了大量有关考试的法规法令和施行细则，也口口声声说“无论何项文职，均以考试或甄用合格者为进身之正轨”，并下令要求对考试各法规应“切实遵行，不得臆为出入，致滋徇滥”。然终其灭亡，北洋政府也没有制定公布出一个完全以考试为文官任用标准的正式文官任用法。事实上，通过文官考试获得为官资格的人微乎其微，充斥于政府的仍是大量的旧式官吏。现任的前清官僚得以留任或升任自然不在话下，甚至那些早已不在任的前清遗老们竟也被重新任用，“都中各部犹存清代之风光”。因此，民国的官吏是“旧官僚奴根未去，新官僚又大种奴根”，在民主共和制华美的外表下包含着的是封建主义的内核。
—摘编自秦昊扬《民国文官考试制度研究：1912~1949》
材料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国的人事管理工作进入到一个恢复、发展和改革的新阶段。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决议，明确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1982年开始，国家机关进行了机构改革，在实行干部退休制度的同时，大批地选拔中青年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另一重要措施是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对领导职务规定一定的任期和届数，任期满时，根据考核的结果决定升降或连任。针对长期以来干部管理权限过分集中，国家适当下放干部管理权限，把过去管理下两级改为原则上只管下一级，企业和一些文教科卫等事业单位管理权限的下放也逐步跟进。
—摘编自陈振明《国家公务员制度—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新模式》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铨试相较于科举考试的不同。(2)根据材料二，概括北洋时期文官选任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归纳我国新时期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意义。
材料一：宋代武将诗句中经常出现“龙虎”“宝剑”“血”等军事意象，常连用“长驱”“直捣”“铁骑”等气势雄壮的词语以彰显其豪情壮志，以此表达武将“恢复山河日，捐躯分亦甘”的殷切心情。如《满江红·怒发冲冠》既写了岳飞“仇”的情感，又抒发了其“报国”的决心。武将创作的诗句当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歌咏风月闲情，甚至阐发义理、抒情表达委婉曲折如文人自作的作品，如生值“中兴”之际的刘锜写道，“西风萦破梦，落日乱残蝉。岁月俄如此，功名岂偶然”。
——摘编自何潇《宋代武将作者诗词创作倾向》
材料二：春秋以来的“大一统”观历经数朝，在清朝依旧延续。清代前期外侵未至，然内部矛盾导致的疆域变化斗争时有发生。武将们在西南、西北、东北、东南等边地保疆安民的同时，用自己的诗笔呈现了边疆文化与中原文化在空间维度下的差异，展示了康乾盛世的雄姿。这些边疆诗的创作者，显然都是武人，但因乾隆对汉诗写作的宣导作用，乾嘉以来八旗武人以诗纪事渐成常态。这些边疆诗作既是对王朝军事实力的展示，也是对时代变迁中边疆风俗的观察，它们随着时代发展而日益凝贮的疆域认同与文化认同，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
——摘编自米彦青《乾嘉时期武将“边功”的文化记忆与诗歌文学想象》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武将诗词创作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乾嘉时期边疆诗创造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