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泉州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世界宗教博物馆”,一千多年来各种宗教在此长期共存，和谐发展。泉州早在五千年前有闽越族在此聚居，艰苦的耕海牧洋生活，使其具有泛神信仰特征，只要是有用的、有利的神灵就加以信奉。魏晋时期汉人从中原地区迁居至此，与原有民族融合。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大量阿拉伯人、波斯人等来此经商、定居，基督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等宗教相继传入泉州。信奉伊斯兰教的商人与汉族通婚.繁衍后代，成为回族的祖先。泉州社会逐步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构成的移民社会。宋元政府采取较为开放的姿态.授予不同宗教背景的蕃商相应官职，管理泉州的商贸活动，例如南宋长期掌管泉州市舶司的蒲寿庚就是穆斯林。
——摘编自马照南《泉州宗教文化相容共存之品格与现代价值》
材料二 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引发了欧洲各地的宗教纷争.新教派和天主教会之间的冲突激化，导致了长期的宗教战争，例如德国三十年战争。这场战争始于1618年，主要是由于信奉新教和天主教的德意志诸侯之间矛盾冲突，并将欧洲各个国家卷入战争。战争的可怕后果迫使各方开始寻求和平解决宗教争端的途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各国统治者有权自由选择国家的宗教信仰，以一种相对平等和公正的方式结束了这场战争。各国的统治者开始意识到，宗教宽容可以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一些开明君主和思想家进而主张国家与教会分离，不允许宗教干涉国家政治和世俗生活，宗教只是为促进个人道德修养和保持“良心”的手段。荷兰的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强调个人的内心信仰和良知，主张人们应该通过理性和教育来解决宗教争端。而不是通过暴力和迫害。
——摘编自孙浩然《近代欧洲宗教宽容的起源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分析说明泉州地区各种宗教得以长期共存和谐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欧洲宗教战争爆发的背景，并分析宗教宽容原则的重要意义。
材料一 明清鼎革之际，中国社会经历了“海徙山移”的历史巨变，士人们开始对传统帝制时代的君主专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其中唐甄（1630—1704）以平等思想激烈地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主义，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上一位比较系统、全面地论述平等问题的思想家。唐甄从人的自然生理角度论述欲望是人与生俱来的，追求生存和发展是人天然的权利。他又提出“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则彼薄，此乐则彼忧……人之生也，无不同也”。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建立新的君臣关系，批判社会贫富悬殊。在家庭伦理领域，唐甄提出“父母，一也：父之父母，母之父母，亦一也。男女，一也；男之子，女之子，亦一也”，主张夫妇之间应该“敬且和”。
——摘编自梁靖《唐甄的平等思想及其特色》
材料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黑人是最早和最热心斥责欧洲兴起法西斯主义的美国人”。据统计，截至1940年冬，美国75%的国防工业不接受黑人，即使到1941年3月，在17.5万名接受过国防工业生产培训的人中，也只有4600名黑人。二战使黑人看到了争取种族平等的希望，二战期间，美国国内各种关心种族权利的组织空前活跃。在大萧条中失业的黑人工人也终于因为战争再次找到工作，但是战争的结束也意味着这一切的结束。如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指出的那样，他们所受的待遇使美国白人大大丧失了人们的尊重。战争前后的经历刺激了黑人的民族意识、平等意识和寻求变革的渴望。二战期间黑人反种族歧视的斗争最终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为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
——摘编自燕青《浅析二战对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甄平等思想的主要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形成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二战前后美国黑人的平等意识与唐甄平等思想的共同诉求，并分别简评二者的影响。
材料一 秦统一六国后，在全国统一货币、度量衡和文字等，“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建立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自此，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朝代，强化中央集权成为历史发展总的趋势，“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成为共识。秦汉建立的中央集权制顺应了国情，行之有效，突出体现为中央有权威，从而为国家统一、民族融合和社会发展稳定提供了制度保证。在“大一统”这一总目标下，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互为一体，历代“夷夏之防”与“华夷一体”实为一体两面的关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一统”观念为中华各民族所接受。先秦儒学经董仲舒改造，倡言《春秋》大一统思想，与强调皇权至上、强化统一国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最为合拍，迎合了政治需要。儒学从此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和文化主脉，顺应时势，不断发展创新。
——摘编自华奥《多维角度理解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治理理念》
材料二 清朝在疆域全盛时设有25个一级政区和内蒙古的盟、旗。西南几省少数民族地区承袭元、明遗留下来的土司制度，雍正时陆续实行改土归流政策。设置西藏办事大臣，涉及到国家主权的重大外部问题，均由大臣处理并上报朝廷决定；而内部则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大臣系统不加干涉。
——摘编自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
材料三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全面把握两岸关系时代变化，丰富和发展国家统一理论和对台方针政策，推动两岸关系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提供了新时代做好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纲领。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确立了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的基本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进两岸政党党际交流。并强调：“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大陆实行卡式台胞证，实现福建向金门供水，制发台湾居民居住证，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同等待遇。
——摘编自国务院新闻办《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的主要治理理念。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朝前期大一统国家治理的特点及其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积极推进对台工作的重要举措，并分析阻碍台湾回归祖国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致用是指讲求儒家经学以服务于现实社会的一种儒学传统思想，它是“治国平天下”政治抱负付诸实践的体现。明中后期，党争激烈、阉党把持朝政，社会矛盾激化；“南倭北虏”横行，严重威胁统治稳定。以“经世致用”为标榜的知识分子认为陈旧的学术已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如著名思想家王廷相指出：“近世好高迂腐之儒，不知国家养贤育才，将以辅治，乃倡为讲求良知，体认天理之说，使后生小子澄心白坐，聚首虚谈……误人家国之事者几希矣。”当时，西方近代技术传入后，传统的“重德轻艺”观念受到冲击，他们便开始关注与富国强兵相关联的“可施于用”的经世致用之学。
——编自杨绪敏《明代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及对学术研究的影响》
材料二 战争中，中国不堪一击，高唱“经世”的知识分子在惨痛之余，不再顽固强调“内诸夏而外夷狄”，转而用理智的眼光来认识中国与诸夷，“师夷”成为一时潮流。同时，他们对顽固派将机器诬蔑为“奇技淫巧”的看法进行了批判，认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并以“求富”为口号，对传统的“重本抑末”政策进行否定。
——摘编自田永秀、刘斌《经世致用思想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后期经世致用之学出现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经世致用思想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表现。
材料 刘邦的儿子和孙子继承了他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俭朴和仁慈作风。汉武帝（公元前156—前87年）时，他开始加强政府管制力度，对贸易和商人实行强制性政府管理，确立新税制，对盐、铁及粮食供应推行新的国家管制办法。最后这项措施后来叫做“和籴法”，即由政府在丰收年或在粮食富裕地区以低限价收购粮食，以避免歉收年出现饥荒。
整顿好帝国内部秩序，增加了政府岁入并提高了国力后，汉武帝于公元前111年开始实行野心勃勃的新征服计划。矛头首先指向位于东南部的福建和广东地区。那个时代北方的主要游牧民族是匈奴，汉朝将领曾抱怨说，匈奴“骑快马飞驰，他们胸中跳动着野兽的心”。但汉武帝还是在一系列战役中打败了他们，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将他们赶出内蒙古、甘肃和新疆的大部分地区，然后在那些地区及沿丝绸之路安置中国驻军。
——摘编自【美】罗兹·墨菲著《亚洲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时期国家主流意识发生的变化及加强经济“管制”的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武帝“新征服”行动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东周时期地图多用于献祭或军事功能。《禹贡》中地理区分五服，不是按照自然条件划分的，而是按政治地位划分。秦朝地图是行政管理文牍的一部分，地图和其他档案资料有助于保证各种典章制度延续传承。汉代以来，朝贡国的贡品中常常有地图，作为臣属的标志。汉代以后，地方各级政府都定期向中央造送地图。古代中国地图多山水图画式，且图很少，多文字注解。即使后来方志地图多了起来，也是为了辅助文字说明。古代中国并没有专门的地图测量官员，即使涉及到地图绘制的定量技术，也多是借鉴天文学、水利学和农学。
——摘编自（美）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
材料二 清末民初，随着政府所主导的大范围测绘的渐次展开，以及民间团体的积极参与，中国制图技术逐渐跟上了西方的脚步，近代制图理论得以初步形成。不过，传统制图技术仍然是清末中国地图制图学的主流。民国时期，《申报》地图集、专题地图和大量的小比例尺地形图的编制，标志着制图技术由传统旧法向近代新法转变。在近代民族危亡的历史形势下，中国知识分子被动或主动地向西方学习，促进了西方制图技术在中国的传播。
——改编自乔卫等《西方制图技术的传入对中国近代制图技术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地图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方制图技术的传入对中国的影响。
材料一 Clark和Cummins收集了1500-1914年间1.4万多英国人的遗嘱记录，其中包括逝者的财产清单、子女、年龄、职业等信息。他们发现，16世纪中，富人（财富水平位于最高的三分之一）的净生育率为5.9个小孩，而穷人（财富水平处于最低的三分之一）的净生育率为3个，富人与穷人的净生育率差为2.9个；到17世纪末，富人净生育率下降到3.5个，而穷人净生育率降到2.5个：但是工业革命之后，到1820年，富人和穷人的平均净生育率持平，都为3个；而20世纪以来，富人生育率却低于穷人。尤其是，在1820年以前，显然是越富的家庭，净生育率越高；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富人和穷人在生育率上无区别：再往后，则反过来，越穷的家庭，小孩数量越多。在这400多年里，穷人的净生育率维持在2.5-3个之间，而富人生育率一直在下降。
材料二 量化方法在20世纪50、60年代就进入历史研究。但由于缺乏计算机和数据库工具，这种应用一直有限。过去40年里，电脑能力、数据库化、互联网化都突飞猛进，这些变迁带来最近十几年在历史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革命，许多原来无法做的长历史研究今天可以做。量化历史研究不只是用数据说话，也不只是统计检验以前历史学家提出的假说，而是也带来新认知。
——上述材料摘编自陈志武《量化历史研究与新知识革命——以财富差距与消费差距的历史研究为例》
(1)据材料一概括子女数量跟财富的关系，结合所学说明这一关系。
(2)据材料二结合所学，指出“量化历史研究”兴起的时代背景和史学价值。
材料一 文言是在先秦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文言与后世的语逐渐拉开了距离。从汉魏到明清，由于官方的推行和科举考试的需要，读书人刻意模仿“四书、五经”的语言写诗撰文，以古雅为尚。而文言文多省去主语、宾语、谓语、介词，再加上历代名家多注重锤炼语言，讲求“微言大义”。文言文中常有佶屈聱牙的句子、生僻古奥的词语，还有许多陌生的名目。文言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书面语言被国人代代相传、沿用下来，其语言成分基本未变。例如先秦时期的一些基本句式、常用虚词等都在历代的文言文中得到了保存，有些词的古义在口语中早已消失，可在文言文中却照旧使用。
——据王力主编《古代汉语》
材料二 如果从20世纪初期算起，现代汉语的形成已有一百多年的时间。在百年
汉语的发展历程中，“欧化”的思想与实践始终伴随，把欧化概念用于文学及语言，目前学界一般认为最早发端于傅斯年，他提出“欧化文学”“欧化国语”以及“欧化的白话文”等概念。具体说来，欧化的白话文首先是西方的地名、人名、器物名以及制度文化层面的新词语直接用西方字母表达，其次是汉语的词组、句法、句子结构发生了不少变化，主要是句子变长，句子结构分为主语、谓语、宾语等。在此过程中，汉语出现了“欧而不化”的现象，写出不中不西的语句，使汉语不通、不简、不洁。
——据刁晏斌《汉语的欧化与欧化的汉语》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文言文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初期汉语欧化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文化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先秦的“德治”与“法治”之争，实质上是社会治理方式之争。从法治立场出发，法家否定用道德人格力量去决定国家的治乱安危，但法家并不是全盘否认道德的价值，在他们看来，一些基本的、有利于君主统治的道德规范必须遵守。韩非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由此可见，法家也赞同维护君主统治的一套现行的道德规范，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儒家并无不同。他们与儒家的不同在于如何使人们达到这些规范的要求。儒家认为，要使社会达到这样一种有序状态，必须依靠道德高尚者的榜样力量、社会的道德教化以及个人的道德修养等；而法家则认为，要实现这些用法和刑的手段就足够了。
——摘编自关键英《先秦法家的法治精神内涵》
材料二 大陆法系起源于古罗马法，罗马法一直表现出成文法典的传统特色。同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资产阶级要求创立一个全新的法律秩序，通过编纂大量新法典，把旧法制、旧法律思想都融入法典之中，来废除旧的不适合资产阶级统治需要的法规。英美法系其实是在日耳曼法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普通法是在中央司法机关——王室法院巡回法官的司法活动中通过判决产生的。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作为“母法国”的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革命后的法律在法律形式上完全保留了旧的、表现为判例的普通法和衡平法，这种判例法又随大英帝国的殖民侵略扩散开来，影响英美法系各国。
——摘编自饶艾《罗马法与日耳曼法——西方两大法系特点之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儒家、法家思想的共同之处，并简析春秋战国时期德治与法治之争的历史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向近代发展的过程中呈现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
材料一 明末海上新航路的开通为中西交通提供了便利条件，一批欧洲传教士来华，揭开了中乐西传的序幕。而中国的“礼乐”经由传教士之笔构建了早期中乐西传欧洲的主要内容。清代前、中期是中乐西传欧洲的繁盛期，一方面多姿多彩的音乐如歌曲、器乐、戏曲等纷纷被介绍到欧洲，各类介绍中国音乐的专著及综合性著述也日渐繁多：另一方面欧洲大陆对中国音乐的接受热情迅速升温，这一时期欧洲出现了许多“中国戏”以及引用中国曲调为素材创作中国风格的乐曲等。
——摘编自李冉《明清中乐西传欧洲的初步研究》
材料二 1902年之后，一些中国进步知识分子选择欧洲和日本歌曲填上符合当时国民思想感情的歌词，从而形成了“学堂乐歌”。“学堂乐歌”在国内影响很大，许多知识分子把“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爱国思想编成歌词，一改传统音乐晦涩、缓慢的风格，配以旋律，用力度对比大和更加鲜明的和声处理，再加上简单的曲调和歌词，表现人们反压迫争自由的激昂情绪，用来作为唤醒被压迫民众奋起抗争的号角。1919年成立的“北大音乐研讨会”开始将中国元素与西方音乐进行结合，施行美育来抵御文化入侵。
——摘编自赵典崇《近百年来中外文化交流与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清时期“中乐西传”的历史条件。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20世纪初中国音乐发展的特点及其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西音乐交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