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明治维新开始以后，旧封建士族（武士阶层）在政治和财政上都成为新政府的负担，甚至危及新政权的存亡。为此，明治政府推行“秩禄处分”，由政府发放禄券，代替原有的家禄，由政府逐步收买、偿还这些禄券。1870—1877年，政府分三个阶段向310971位武士发放了价值1．13亿日元的金禄公债证书，一次性赎买武士阶层的家禄特权。1876年，明治政府修改了国立银行条例，规定个人可以用“秩禄处分”中的金融公债为资本金设立银行，将武士阶层手中的政府公债转化为银行资本金，将士族引向新的产业发展道路，使旧幕时代的食禄阶层转化为新的自立阶层。这既以和平方式解决了士族问题，同时又将其转化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该政策仅着眼于经济方面，而没有对士族意识进行改造，为尔后日本的军国主义留下了思想上的根源。
——摘编自臧佩红、米庆余《近代日本的“秩禄处分”与“士族授产”》
(1)根据材料，概括明治政府对士族阶层改造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明治政府对士族阶层的改造。
2 . 【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 清末新政时期外交体制的变革主要取得了以下成就：第一，设立外务部，这是中国外交史上具有现代西方外交部性质的第一个专门的常设国家机构。第二，通过修订总理衙门时代的旧有制度，制定一系列新的规章，建立了一支高效、稳定、正规的外交官队伍。第三，结束了中外有关觐见礼仪的争论，完成了中国标志性外交礼仪和仪式性外交礼仪的制度化。第四，开设了中国第一个外交人才培训机构——储才馆，将理论知识的传授与实践技能的培训并重，重视提高外交官的业务素质。
清末新政时期外交体制的成功变革得益于庚子惨败后清廷统治集团中形成的积极学习西方、救亡图存的变革氛围。洋务运动时期的努力最终为清末新政时期的改革铺平了道路，新政中外务部的官员大部分“都在国外学习或在驻外使馆工作过”。中国的现代外交体制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哪里需要变、如何变必然以西方模式作为参照系，这就更要扩大中外交往以“广见闻”。一些国内重臣对推动外交体制的变革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粤督陶模在1901年提出政府要设十部，外务部位居第二；袁世凯也积极号召政府将礼仪性外交活动制度化。
——摘编自崔军伟《试析清末新政时期外交体制变革的有利因素》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清末新政时期的外交体制变革。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新政时期外交体制变革的有利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