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780年，唐德宗接受宰相杨炎的建议，开始实施两税法。规定“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由此大量农民开始走出家门去市场谋利。陆龟蒙在《江边》诗中就记载“苏州某菜农种菜达十亩之多”。“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农户隐瞒户口的现象减少了，家庭规模扩大了，小家庭也开始向联合家庭转变，还产生了大量的“园户”“渔户”“卖菜家”等“富民”阶层。“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农民在农闲时节大量进入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领域，如湖州顾山县，“贞元以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这导致那些失去土地和农闲时外出务工的农民成了城市雇佣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敦煌文书中有大量的雇工契约，如《戊戌年令狐安定雇工契》中对雇工的工作时间、工作要求、劳动报酬等内容都有详细的规定。

——摘编自张安福《税制改革对唐代农民产业经营和日常生活的影响》

材料 董仲舒认为，变法使秦民“贪庚、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却说：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遣，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引司马迁的记载，将“秦民大悦”“家给人足”统统删掉，大概他认为这是溢美之调，有悖史实。其他如王安石与朱熹也是肯定与否定两种看法。

新中国教科书完全一边倒的正面评价始于1956年，其视角主要在于实现了中央集权，结束了贵族政治，为秦统一奠定了基础。2014年6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俊伟在《商鞅变法：不为人关注的另一面》中指出：商鞅变法建立了以官僚体系为依托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变法把秦国打造成了一个军国主义国家。为了支持战争，他采取弱民、夺民、愚民的措施，大力加强君主和政府的权力……这样的变法缺乏人文主义关怀，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商鞅把礼乐、孝悌、诚信、仁义、非兵、羞战等视为危害国家的“虱害”，执意铲除。连坐使居民相互监督，降低了人文道德水准。

——摘编自任世江《通过商鞅变法让学生接触思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