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历史的真相是客观的,探究历史真相要坚持孤证不立原则 |
B.司马光的《与王介甫书》属于一手史料,结论比较逼真可信 |
C.由于时代及政治立场不同,研究者得出的历史真相也不同 |
D.钱穆《国史大纲》属于二手史料,其研究结论更不可靠 |
A.文献史料往往带有主观性 | B.阶级属性决定史料价值大小 |
C.同一事件具有不同的理解 | D.日记比二手史料更具真实性 |
A.历史认识随时代发展而变化 | B.历史真相还原需要考辨史料 |
C.历史结论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 D.历史解释呈现客观性的特征 |
运用可信的史料去寻找历史真相是史学研究的不懈追求。关于1895年康有为是否真的有“公车上书”,史学界有不同意见。
材料一 1899年1月,康有为在回忆“公车上书”时说:“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并日缮写,遍传都下,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以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并将之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
——摘编自《康南海(指康有为)自编年谱》等
材料二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对康有为的说法提出了诸多质疑。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清光绪二十一年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已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1)根据材料一指出“公车上书”的背景,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维新派在“上书”之后为挽救民族危亡所作的努力。
(2)根据材料二指出“康有为根本没有上书”这个结论的证据,并从“史料价值和史料可信度”两个方面分析材料一和材料二。
A.从不同评价中可以发现真相 | B.历史事实随史料变化而变化 |
C.研究者叙述历史的主观性 | D.历史评价缺乏一定的标准 |
A.研究者叙述历史的主观性 | B.历史事实随史料变化而变化 |
C.历史评价缺乏一定的标准 | D.从不同评价中就能发现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