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征服的扩大，帝国的逐步建立，他才感到要想征服、统治这广袤之世界，就必须对形形色色的当地民族作出让步。他到埃及以阿蒙之子法老自居，在波斯……让步在客观上造成了不同民族文化上的交流融合。公元前3世纪是希腊化文明的形成期。在亚历山大帝国废墟上建立起的三个王国以及后来分离出去的帕加马、巴克特里亚，这时进入了稳定发展、相互竞争的“治天下”时期。

——摘编自杨巨平《希腊化文明的形成、影响与古代诸文明的交叉渗透》

材料二   这一社会差异的严重性在俄国赢得对拿破仑大军的巨大胜利之后变得明显。1815年至1818年间，一支俄罗斯占领军驻扎在法国。当他们回到俄国时，发现沙皇的独裁是无法容忍的……起义不幸地失败了。当时俄国人的生活环境完全不同于西欧普遍的生活环境，更准确地说，俄国缺乏商业、工业。那时存在的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被束缚的、无生气的农奴群众，即通常所说的“黑民”与处于社会顶端的贵族和宫廷。因而，种种改革和十二月党人所向往的西方式社会皆得不到群众的支持。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三   虽然这些革命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14年以前的那些年里，但正是战争本身直接促进了革命……欧洲列强的一个集团同另一个集团血战到底的惨状不可弥补地损坏了白人主子的威信。数以百万计的殖民地居民作为士兵或劳工加入战争，同样具有破坏性。印度几个师在西线和美索不达米亚作战；许多身着法国制服的非洲人在法国北部作战；大批的中国人和印度支那人在后方的劳动营里服劳役。不用说，有过如此经历后返回家园的殖民地居民对欧洲领主显然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恭顺。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一   自北魏孝文帝起，历代均田制的实施，就是不普遍的、打折扣的。以唐代为例，尽管唐初均田令规定授予民众“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但各级官员利用特权大量占田，“公田”日少，再加上“丁口滋生”，政府并没有足额土地授予民众。唐代开元年间的户籍文书记载，有户主余善意应受田一顷六十一亩，实际只受二十八亩，但要交的租调却一点未减，需要“纳租二石（“一丁之租”）。民众苦困，“耕者日少，田有荒芜”，到武则天时，“天下户口，亡逃过半”。

——摘编自杨志玖《论均田制的实施及其相关问题》等

材料二   明代前中期江南平原实行水稻一年一作制，一个无牛农户可种稻25亩上下，自明后期以来，水稻与春花轮作的“新一年二作制”逐渐推广。在这一新的耕作制度下，时人提出：“上农夫一人止能治田一十亩”。在苏州、松江等江南蚕业和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妇女大多不下田劳动，所以农户耕田更要少一些。明后期以来江南“人耕十亩”经营规模的出现和普及表明这种经营规模下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比其他经营规模更佳。

——摘编自李伯重《“人耕十亩”与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

材料一   1853-1861年俄国历史大事记（部分）

——摘编自张广翔《俄国1861年改革新论》

材料二   俄国农奴制改革在法律上实现了农民人身自由，但《1861年2月19日宣言》（沙皇对《二月十九日法令》的解释性说明）为农民描绘的美好景象并未实现。因为改革派主要为皇室成员和改革派贵族官员，他们主张带土地解放农民，得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支持。沙皇最关心的是继续维护专制制度。法令执行中为地主留下了充分和灵活的解读余地。1861年改革后，农民习惯了村社共耕共责的生产生活，对村社精神的体认与吸收逐渐内化成他们的独特气质。农民缺乏独立精神和自我意识的觉醒，所以改革后农民从个人农奴制进入集体农奴制仍符合农民的精神归属。农奴制改革开启的以工业化为先导的发展定向体现出实用主义倾向，为3000多万农民带来自由，为资本主义关系和国家经济现代化扫清了道路。但改革具有不彻底性。

——摘编自唐艳凤《俄国农奴制改革法令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