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 材料   甲午战争失利，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转折点。相较于“专用西法”的日本军事的飞速发展而言，中国无疑已经落后了。迫于内外压力，1901年光绪帝下诏宣布：“武科一途，本因前明旧制，相沿已久……著即一律令永远停止。”张之洞主张通过仿效开办军事学堂，大量培养中下级军官，鼓舞士气，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与此同时，袁世凯在小站练兵编练新式陆军之际，兴办起一系列随营武备学堂。这一时期的军事学堂结束了以往各自为政、混乱不堪的局面，军事教育开始走向正规化、制度化。为了统一各学堂的学制和教学，清廷开始着手建立军事教育管理机构及军事教育体系。为了满足新军扩编对新型军事人才的需要，清政府广泛设立新式军事学堂，并积极派遣留学生赴外学习。辛亥革命前，军人的文化知识和军事教育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改观。军人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已经登上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

——摘编自甘少杰《清末民国早期军事教育现代化研究（1840—1927）》

材料   中国科学院，是依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而建立的新中国科技事业的领导机构兼科研中心。这是新中国宏观科技管理体制的最初模式，但也为后来行政管理与科研创新不能兼顾的窘境埋下了伏笔。1953年，新中国掀起了全面学习苏联的浪潮，中国科学院强烈呼吁设立专职机构管理全国的科学研究工作。1954年，国家机构调整后，中国科学院不再承担科技管理的职能。1956年5月，国家增设国家技术委员会，专门负责国家的技术管理工作。1957年5月，设立科学规划委员会，负责国家科学研究管理工作。1958年10月，国家将科学规划委员会与国家技术委员会合并，组建了科学技术委员会，此机构囊括了科学研究与技术管理的方方面面，促进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摘编自钱斌《新中国科技管理体制的形成》

材料   民国成立后，知识界普遍认为“农村破产即国家破产，农村复兴即民族复兴”。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出现，不仅是由农村落后破败的现实促成的，也是知识界对农村重要性自觉体认识的产物，两者的结合，导致了领域广闻、面貌多样、时间持久、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用梁漱溟的话说，救济乡村只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乡村建设的“真正意义”在于创造斯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权建设进入新阶段。从农村土地关系的改革开始，国家对乡村社会进行权力重组，将政权直接延伸到村庄内部，自上而下建立起了“乡（村）政权”“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治理模式。改革开放后，国家对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建立起政社分开的“乡政村治”结构，“村民自治”得以兴起。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税费改革重塑了基层治理的形态，由“单中心治里”模式逐步走向党领导下的“多元共治”模式。

——摘编自王晓莉《中国百年乡村建设的历史沿羊与有效性初探）等

材料   90年代末，为缓解国企改革带来的失业危机与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增长下滑，房地产行业被作为拉动消费的新经济增长点。同时由于非国企职工人数已超过国企职工，计划经济时代的福利分房已无法覆盖这一人群。1998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拉开了住房改革的序幕。《通知》明确指出"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高收入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房"。随着历史积压住房需求的集中爆发，1998-2003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由3614亿元增至10154亿元，人均住房面积由18.7平米增至25.3平米。

——摘编自《居者有其屋；回顾1998年住房改革》

9 . 材料   为了规范货币市场，弥补政府开支和军费不足，南朝萧梁政权于建国之初（502年）铸造“大样五铢”和“公式五铢女钱”两种新铜币并行流通，但实际上流通领域中“太平百钱”“对文钱”“丰货钱”等古币仍被广泛使用。结果，“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梁武帝喾通四年（523年），又发行铁钱，并禁止铜钱流通，造成了铁钱堆积如山，“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唯论贯”。临贺王（548-549年）、简文帝（550-551年）、豫章王（551年）在位期间，铜币和铁钱并用。梁末重新制作“二柱钱”和“鹅眼钱”。“两柱重而鹅眼轻，私家多镕（熔）钱又间以锡铁”，货币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民怨沸腾，加速了萧梁政权的瓦解。

——摘编自薛平拴《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货币发行与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