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晚清时期，中国传统的医疗卫生管理日渐颓废。20世纪初，中国新式知识精英积极倡言发展医疗卫生，其中俞廉三在奏设医学堂时指出：“医术一门为人生性命所关，中国医学最精，以向未专立学科，渐致失传。”1905年，民政部成立后，设卫生司，负责医疗卫生，并对医疗卫生建设作了相应的规划并建立了多种新式医院，各地相继创办了一批官办医学校，同时还颁布了《预防时疫清洁规则》《管理饮食物营业规则》等相关的专门法规。在民政部的指导下，各地举办了清洁卫生、学校卫生、防疫等公共卫生事业并倡导进行医学研究。由于整体观念与制度的落后以及受制于人才和财力，新政时期的医疗卫生政策只能是中国近代医疗卫生政策的发端，只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实施，取得一定成效，促进了中国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摘编自李传斌《清末新政时期的医疗卫生政策》

材料   日本侵华前，太行地区手工业较发达，各地就地取材发展起来的手工业，如造纸、熬盐、采药、酿造、陶瓷、皮革、丝织、草帽、竹业等，几乎遍布太行区各县。抗战爆发后，日伪严密的经济封锁和残酷的军事扫荡使太行抗日根据地手工业种类减少、规模缩小，无法满足人民生活需求。中共在根据地开始推行互助组、合作社这种新的生产模式，重新整合劳力资源；对有重大发明及创新者提出表扬并予以奖励，举办生产展览会宣传技术创新，将手工业工人、技术人员组队研究技术改进。采用公私联营、开办训练班、奖励劳动英雄的方式以提高群众生产能力和生产积极性。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手工业发展。

——摘编自岳谦厚、赵智荣《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手工业改革》

7 . 材料　　1901年初清廷正式颁布“新政”上谕，4月清政府设督办政务处，行政制度的实质性变革拉开帷幕。在中央，首先裁汰了各衙门的胥吏差役，停止捐纳买官，撤通政使司；在地方，裁撤了河东河道总督和云南、湖北、广东三省巡抚，以及“徒有虚名”的漕运总督。与此同时，又创设了若干新机构、旧机构改组为新机构，如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1906年，清政府宣布“筹备立宪”，草案以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峙的原则，要求在中央设立资政院、司立法之责；裁汰军机处和旧内阁，设十一部，掌行政之事；而“司法之权则专属法部”。这一草案的提出遭到守旧势力的拼死反对，最终基于对君上大权和皇亲贵胄特权的考虑，只增设“资政院”以“博采群言”，设“审计院”以“核查经费”，其余一概“毋庸更改”。1911年五月，在清政府行将崩溃之际，宣布“组织内阁”，内阁由皇帝任命的国务大臣组成。在厘定中央官制体系后，清政府企图通过改革地方行政制度“裁抑督抚之权限”，将“财政及兵马之事权，悉收回于中央政府”，遭到大部分督抚的反对，收效殊微。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   姜尚基于东夷人的生活方式，在尊尚周礼的同时，创设了齐民乐于接受的新制。管仲承继了这一传统，主张国家治理“与时变，与俗化”。他既提出“法者，天下之仪也”，法不仅不与“道”相悖，实乃“道”的延伸，又强调“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认为只要上层统治者遵守法规制度，做好表率作用，则“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他还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将“农工商”从业者与“士”并称，利用齐地富藏铁矿、盛产鱼盐的地理便利，倾力发展冶铁及渔盐产业，与列国通商，所产衣履冠带供应天下，鱼盐运销海内。《史记·管晏列传》评价道：“（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据荆月新《齐法家兼容开放的文化品性及其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