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宋时期，国家号令一般总是以皇帝的诏就文书方式传递，但是“凡制就所出，必自宰相”。朝廷有大政事，台谏可以否决；君主有过失，台谏可加制止。此外，士大夫一再告诫君主，要依“道”而行。这些共同形成了北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局面。
——摘编自王志力《北宋官僚权力制约机制研究》等
材料二 1889年，日本制定的《明治宪法》规定，天皇系国家元首，神圣不可侵犯，总揽统治权；依帝国议会之协赞，行使立法权。在政治实践中，元老重臣代行天皇的意志，拥有国家的决定权。宪法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但实际领导是军部，军部行为不受限制。
——摘编自高兰《明治天皇权力的虚像与实像》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指出与北宋相比，明治时期日本制约皇权方式的不同。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明治时期日本的天皇制。
材料 在镇压太平天国和经办洋务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款项由地方自行支配，而未向朝廷“奏销”。朝廷虽多次谕令各省奏报，但收效甚微。1906 年，传统的户部和1903年新设的财政处被合并为度支部。1909年初，朝廷颁布《度支部清理财政章程》，在度支部设立清理财政处，各省设立清理财政局，作为中央与地方专门负责清理财政的管理机构，并由度支部向各省派出监理官，以加强督促管理。此后，各省先后编辑、完成了《财政说明书》，详细统计了各省收入的田赋、漕粮、盐课、关税等款项和支出的廉俸、军饷、教育、巡警等款项。各省财政经过爬梳整理，渐有眉目。1911年，清廷又依据《试办全国预算暂行章程》，编制出了各省和全国的预算。由于财政赤字大幅上升，朝廷在核定预算时，对地方支出大幅核减，督抚纷纷“致电反对”。
——据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清理财政的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末清理财政的影响。
材料一 至迟在汉武帝时期，汉代就已设立掌管民间俗乐的“乐府令”。根据《汉书. 艺文志》:“自孝武设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 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乐府机关汇集了大量的民歌和贵族、文人的创作，并加以分类编排予以演唱。从数量来看，仅仅是西汉时期，《汉书.艺文志》巳著录28家314篇。东汉乐府史籍不载，当也不在少数。从作者看，汉乐府包括贵族创作、文人创作和民歌三个部分。贵族和文人创作多是歌功颂德，文学价值不高，两汉乐府的精华在民歌。
——摘编自罗宗强、陈宏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
材料二 1937-1945年期间，抗日根据地的文学得到很大发展。特别是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强调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之后,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涌进了文艺领域,根据地的文学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中起了积极作用。1942 年之后，根据地的文学在工农兵文艺方向的指引下，大放异彩，佳作迭出。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都是其中的佳作.
——摘编自吴宏聪、范伯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材料三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例如《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以改革创新为主题的改革文学;以贾平凹《高兴》为代表的关于农民工进城的文学书写。而徐则臣的《王城如海》，则设计了一个以世界、全球化为叙述空间背景的新故事.新时期文学在不断向外开放、学习各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同时，发起了“寻根文学” 的文学思潮，来重建当代文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血脉关系，为当代文学发展提供深厚的文化土壤和精神滋养。
——摘编 自张丽军《改革开放与新时期中国文学四十年》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乐府诗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根据地文学的重要意义。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
材料 商鞅变法，严惩百姓私相斗殴行为，奖励军功，授以爵位田宅，养成“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风气，秦国的军队几乎战无不胜，统治区域不断扩大，被当时六国人称为“虎狼之国”。荀子曾访问秦国，他认为秦国管理有效，承认秦国军队战斗力强悍：“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但他认为按商鞅之法组建的秦国军队，“隆势诈，尚功利”，无礼义教化，“干赏蹈利”（求赏逐利），只能称之为“盗兵”，“尚功利之兵，则胜、不胜，无常”，不能与春秋时齐桓公的军队相比，更不能与商汤王、周武王那样的仁义之师相提并论。
——摘编自《荀子》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荀子称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军队为“盗兵”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商鞅的军事改革。
材料 1898年6月，光绪皇帝颁布科举改革的谕旨，主要内容是：在乡试、会试中以策论取代八股文；调整乡试、会议三场考试的内容，将史论与政论列为第一场，时务与实学列为第二场，四书五经列为第三场；每场发榜一次，上榜者方可参加次场考试。这次改革因政变而中断。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新政的深入，废除科举犹如箭在弦上，不可阻挡。但废科举事关重大，阻力重重。于是，清政府采取回避的态度，对科举制进行局部改革。1901年6月至8月，清廷停止武科举，文科举取消八股，乡、会试改用策论，注重实学和时务，“考官阅卷，合校三场，以定去取，不得偏重一场”。
——改编自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等
(1)根据材料，比较1898年和1901年科举改革举措的异同。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901年清政府重启科举改革的原因。
材料 宋代前期的职役制度是差役制，即根据登记在册的户等和职役轻重等级摊派。这种制度是官府对民间劳动力的无偿征用，最终造成农户的大量破产，威胁到基层社会的稳定。宋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进行改革，熙宁四年（1071）十月，宋廷彻底废除了差役法，实行募役法，即过去由乡户承担的义务性职役改为有偿雇募，官府每年向民间招募愿意应役的百姓，付给他们与职役负担相应的雇钱。募役所用花费由全体百姓承担，在差役制度下免役的官户、坊郭户等也要缴纳助役钱承担部分职役负担。官府每年根据户等向乡村和坊郭户征收一定数额的役钱，在役钱开支的基础上多收20%宽剩钱，用于水利建设、吏禄开支等。同时，募役制度给了地方行政官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以及经手大量财物的机会。
——摘编自方宝璋《再论宋代免役法的利弊》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王安石推行职役制度改革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王安石推行的职役制度改革。
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月，国家颁布了《关于统一全国税收的决定》，初步建立了我国的税收体系，搭建了现代税收体制的早期框架，并在随后几年不断简化税制。改革开放后，我国步入税制改革的快速发展期。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重塑了收入分配格局。1984年，国家施行“以税代利”，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1994年，国家实施分税制改革，此后，我国实现了税制的城乡统一、内外统一。为了有效吸引外资，2008年，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统一了内外资企业制度，不仅营造了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也为我国与国际税收接轨作出了重大贡献。2016年，国家颁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等文件，推进“营改增”，迈出了走向现代税收制度改革的重要一步。
——摘编自许安拓《中国税制现代化发展逻辑与“十四五”改革取向》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税制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税制改革的意义。
材料 1896年，湖南巡抚陈宝箴批准了机器制造公司负责人王先谦等创办学堂的计划，并将学堂命名为“时务学堂”。熊希龄接手时务学堂的管理责任后，邀谭嗣同、黄遵宪等人参与其事，黄遵即力荐梁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梁启超到长沙之后，正式公布《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以此作为学堂办学原则。这个学约，强调学生在深通儒家六经的同时，实际上更多地强调了向西方学习。梁启超刚到长沙时，受到湖南各界的一致欢迎，然而没过多久，他却与湖南的旧势力发生了极为激烈的冲突。1898年3月，梁启超因故离开长沙，不久，熊希龄去职，时务学堂在维新运动早期的使命结束。湖南时务学堂的开办，极大地改变了湖南的社会风气，湘中志士于是靡然发奋，湖南很快成为全国瞩目的中心。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湖南创办时务学堂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湖南时务学堂对近代湖南的贡献。
材料 晋文公将两军改为三军，由卿统领。统中军者为军元帅，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同时又是地位仅次于国君的执政官。三军将佐各一，共六人，称“六卿”。这样就建立了卿士制度，卿是听命于国君的国家官吏。这种新的官制是对过去世袭宗法制的改革，有利于提高政权的活力。但是，诸卿权力集中，也为后来晋国的诸卿专权留下了隐患。同时，晋文公还打破世卿世禄制度，建立起以“举善援能”为目标的多种选官方式。如“贽见”即自荐，主要适用于贵族子弟；“赏功劳”，提拔重用有功者；“荐举”，卿大夫们向国君推荐人才。在广开选人之途的同时，也加强对官员的考核和奖惩。晋文公在进行制度改革的同时，又任用了一大批得力的人才，并加强军队训练，使晋国的军事力量迅速加强，晋军成为当时最强大的一支军队。
——摘编自漆侠《中国改革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晋文公政治改革的特征。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晋文公政治改革的影响。
材料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大学的衙门作风和官僚作派积习甚深。1937年11月，北大、清华、南开3校合并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后，在之前实践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创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授治校制度。在梅贻琦为主席的最高领导机构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具体办事机构有“两会三处”，其中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负责讨论学校的重大问题，对学校的政策有着重大的影响。在西南联大，三处及各院院长、系主任均由教授兼职，形成了教师参与学校决策的机制，充分体现了教师在学校的主体地位。梅贻琦在主持西南联大8年间，始终秉持教授治校的民主作风。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西南联大办学质量不断提高，成为在国际上有声望的大学。
——摘编自江渝、王小林《西南联大教授治校制度的实践与启示》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西南联大教授治校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南联大教授治校制度的特点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