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戊戌维新（部分地区）示意图
材料二《国闻报》何为而设也？曰：将以求通焉耳。夫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为一国自立之国，则以通下情为要义；塞其下情，则有利而不知兴，有弊而不知去，若是者国必弱。
——据严复《国闻报》发刊词
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力，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梁启超刊于《时务报》的《变法通议》
1898年，康有为出版了《孔子改制考》一书，打着孔子的旗号宣扬维新变法理论。他还借用进化论的观点，论证了君主立宪制是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
——据朱汉国主编《历史·必修Ⅲ》（人民版）
作为历史的观察者，概括说明戊戌维新为何会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并谈谈维新者的出路在哪里。
材料一 商鞅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为田开阡陌封疆”“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平斗桶权衡丈尺”。商鞅变法将社会引向一个统治残酷、愚昧单调、军事色彩浓厚的专制社会结构中。秦文化中固有的弱点使商鞅变法只能于短期内取得国富民强的效果，但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治”。
——摘编自杨志飞《商鞅变法的再认识》
材料二 “秦半两”青铜币以圆形方孔为货币造型。《史记·平准书·索隐》引《古今注》：“秦钱半两，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钱文突起而狄长，略具弧形。个别有外郭，背平素。
秦半两钱
材料三 青苗钱利民其少，害民极多……
——司马光《乞罢青苗钱白扎子》
与今世银行所营之业相近，青苗则农业银行之性质也。
——梁启超《王安石传》
(1)根据材料一、列举商鞅变法在经济方面的举措，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商鞅变法的作用。
(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秦半两钱的史料价值。
(3)材料三中司马光、梁启超对青苗法的认识有何不同？
(4)结合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指出影响史料运用的重要因素。
材料一 北宋时期，国家号令一般总是以皇帝的诏就文书方式传递，但是“凡制就所出，必自宰相”。朝廷有大政事，台谏可以否决；君主有过失，台谏可加制止。此外，士大夫一再告诫君主，要依“道”而行。这些共同形成了北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局面。
——摘编自王志力《北宋官僚权力制约机制研究》等
材料二 1889年，日本制定的《明治宪法》规定，天皇系国家元首，神圣不可侵犯，总揽统治权；依帝国议会之协赞，行使立法权。在政治实践中，元老重臣代行天皇的意志，拥有国家的决定权。宪法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但实际领导是军部，军部行为不受限制。
——摘编自高兰《明治天皇权力的虚像与实像》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指出与北宋相比，明治时期日本制约皇权方式的不同。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明治时期日本的天皇制。
材料一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败绩，证明了自强运动有不足之处。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意识到这场运动的局限性，认为必须扩大现代化的纲领，把政治改革也包括进去。自信的思想家康有为和他著名的弟子梁启超，鼓动皇帝遵循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方式，实行维新变法。然而，即使在后期阶段，维新分子也并不倡导完全西化，而只是鼓吹建立一种融中西诸因素于一体的混合政体。……康有为改革方案的结果，是1898年的“百日维新”，但却突然地以失败而告终。
——[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
材料二 康梁之徒，欲以最短期内铲除千余年之积弊，俾中国欲为强国。……不知环境之阻力，偏于理想，多招忌妒，终则一无所成，其人固无经验之书生也。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
(1)材料一中康有为和梁启超主张建立的“混合政体”指的是什么？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呈现的特点。
(2)指出材料二是从哪些方面认识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的。你认为影响变法成败的因素有哪些？
材料一 秦孝公以商鞅为左庶长，实施变法。“为田开阡陌封疆”、“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商鞅变法从阶级结构、政治文化、外部环境三个方面推动了社会转型。
——摘编自何彬《社会转型视角下的商鞅变法》
材料二 对孝文帝汉化问题，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观点一拓跋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自觉的、坚定的比较彻底地推行汉化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他的以封建化为实质的汉化，是一种使少数民族文明化的进步的历史运动。
观点二孝文帝的汉化学来的主要是汉人的繁缛腐朽，吸收的多是汉文化的糟粕，丢掉的却是拓跋族的勇武质朴的特点和长处，因此是迂腐的汉化。
——摘编自景有泉《近年来北魏孝文帝改革研究综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商鞅在经济和社会习俗方面的改革措施及商鞅变法的实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孝文帝汉化问题的认识。
材料 刘晏改革漕运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废除派役，实行雇佣制，变民运为官运，改强迫劳役制为雇佣劳动，即由国家经营转运粮食的业务，政府用榷盐所取得的丰厚的收入的一部分雇船工水手转运，付给他们可观的工资，对提前完成任务……的水手给以优惠的奖励。刘晏还把招募来的船工水手组织起来，采用军事化管理办法，派部属卒每船30人，十船为纲，设立纲吏督押，派将士护送，防备沿途偷盗掠掳，确保安全运输。这样改革的结果是……每年多达110万石……从江淮运到关中，只需40余天。损失大为减少，竟“无升斗溺者”……每斗价格比以前减少了十五钱。刘晏改民运为官运，没有强制征用一个老百姓服劳役，史称“不发丁男，不劳郡县”。
——摘编自周道生《论刘晏的经济改革及其历史意义》
(1)根据材料，归纳刘晏漕运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刘晏漕运改革的意义。
材料
明朝中期，国家掌握的土地和户口数额锐减。针对此问题，张居正指出：“夫民亡且乱者，成以贪吏剥下，而上不加恤；豪强兼并，而民贫失所故也……其闻固有豪右奸猾，持顽不纳者，然穷民小户，不能办者亦有之。而有司之令，但能行于小民，不能行于豪右，故催科之苦，小民独当之。”由此，他“清丈事，极其妥当，粮不增加，而轻重适匀”。万历九年（1581年），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总括一州县之赋税，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金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田征银，折办于官”。张居正还认为，“农，生民之本也。”“力本节用，抑浮重毅，而后化可兴也”。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古之为国者，使商通有无，农力本穑。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农商之势，常若权衡”。
——摘编自《张文忠公全集》
(1)根据材料，概括张居正的经济思想。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材料中张居正的任一经济思想予以简要评价。
材料一 战国时秦地处边陲，俗近西戎，“父子无别，同室而居”，“慢于礼义”，勇于私斗，缺乏公利意识。为此商鞅颁布法令规定凡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还下令“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禁止民众私斗，使秦人“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数十年后，荀子游历秦国，感慨“入境，观其民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其畏有司而顺，古之风也”。而汉初贾谊则认为：“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
——摘编自张涛《移风易俗：商鞅变法的重要侧面》
材料二 熙宁五年（1072），市易法规定国家针对市场上的滞销货物，按规定向商贾贷款或赊货，并收取息金和牙钱，另收相当于利息10%的“市例钱”用于市易务开支。市易务的行人和牙人在官员约束下担当货物买卖工作，“契书金银抵当”“结保贷请”。客商如愿将货物卖给市易务，由行人、牙人共同公平议价；市上暂不需要的，予“收蓄转变”待时出售；客商愿与市易务中的其他货物折合交换，予以满足。市易务为了实现多赢利，强迫商户“必买于市易”。以北宋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程度来看，滞销完全可以通过市场自身调节而消化。苏辙在《乞放市易欠钱状》中揭露，市易务白天“差人监逐”，夜晚“公行寄禁”，对欠户“得钱即放，无钱即禁，榜笞摔缚，何所不至”，弄得民怨沸腾，民不聊生。
——摘编自李方道《王安石变法：一次背离儒家核心思想的尝试》
(1)根据材料一概括商鞅变法中使“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的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荀子和贾谊对商鞅变法态度不同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宋实施市易法的特点。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改革的启示。
材料 为充实行政管理权，维新政府于1869年推行“版籍奉还”政策，但各知藩事仍可以继续对自己的领地实施统治，政府依然被各藩架空。1871年西乡隆盛入京促成了“三藩献兵”，组建了维新政府军，政府便开始真正实行废藩置县，该政策起初在萨、长两藩悄悄试行，进而扩大至土佐藩、佐贺藩。7月9日，西乡隆盛等萨、长两藩的要员制定了废藩置县的草案，随后明治天皇下达了废藩置县的诏书。至此，日本的各大小藩成为历史，实行“三府七十二县”的行政划分。在中央政府“保障俸禄与贵族身份”的承诺之下，各知藩事交出了对各藩的统治权，并全部移居至东京。东京、京都、大阪这三大城市受德川幕府直接管辖，改名为“府”。府由“府知事”管理，县由“县令”管理，两者都是维新政府直接任命的官僚。通过“废藩置县”的举措，原先百姓向藩主交纳的年贡便成了中央的财政收入，从而奠定了维新政府的经济基础。
——摘编自李宪章《明治维新》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治政府废藩置县顺利推行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治政府废藩置县的影响。
材料一 在与宗室重臣的交流中，孝文帝将他迁都的本意说的十分明白，平城“虽富有四海”，但只是“用武之地”，很难“移风易俗”。迁都后又说：“若永居恒北，值不好文之主，卿等子孙不免面墙也。”同时孝文帝明确地认识到只有迁都於“王里”洛阳，才能“光宅中原”。迁都后，他接二连三地南征萧齐，虽然连遭失败，然而他的“期於混一”的壮志，直到临终前仍念念于怀。
——摘编自尚志迈《也谈魏孝文帝拓跋宏的迁都》
材料二 孝文帝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改革完全是自觉、积极、主动的。这充分表现在他对陆叡的谈话中：“朕为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孙渐染美俗，闻见广博。”孝文帝迁都、汉化使洛阳再次成为北方文化中心，也为以后形成和发展的盛唐文明奠定了基础。在融入汉文化的同时，鲜卑文化的精华成了汉文化的一部分。鲜卑族尽管因此而不再作为一个单一民族而存在，但在另一个民族大家庭中得到了永生。
——摘编自葛剑雄《盖世英雄还是千古罪人——元（拓跋）宏及其迁都和汉化》
(1)据材料一，概括孝文帝迁都的意图。
(2)据材料二，阐释孝文帝改革对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