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公元前4世纪中期，商鞅在变法之初大声疾呼：“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这一呐喊，喊出了战国改革时代的最强音。

——摘编自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

材料一   纵观历史，秦国的商鞅变法是当时战国时期各国变化最为彻底的一次变革运动。商鞅变法中提到，以往的小乡、邑都应该聚齐在一起，成立县，设立各个县管理者，领主的主权被收回中央，中央成为政治的集权中心。秦国对于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也非常明确，封建生产关系进一步得到深化，地主阶级的政治势力得到肯定以及稳固。在商鞅变法中，爵制不再受世袭的影响，不分亲疏远近，不特别厚爱贵族，一旦军功在身，不论是何等身份都可以获得爵禄。通过商鞅变法，秦国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达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的大好政治局势。

——摘编自李昊雨《商鞅变法的历史意义分析》

材料二   虽然王安石各种各样的新政都是设计精巧的方案，但是在实践中却碰了壁，不仅没有实现他当初的设想，反而打乱了社会经济秩序，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和交易。官员反对新法，因为新法伤害了官员的利益；民众怨声载道，因为民众没有从新法中得到实惠。于是变法就转变为政治斗争，一旦转变为政治斗争，新法必定失败，官僚体系具有天生的保守倾向，而且新政不能得到预期效果，变法者很难证明自己的正确。因此，王安石在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结果是人亡政息。

——摘编自许小年《商鞅变法为什么能够成功》

材料一   商秋由姓入人后向人孝公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湧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通“返”）古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

——《史记·商君传》

材料二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是唐朝待人孟郊考中进士后，欣喜之际写的一首诗《登科后》，描述了他登科后骑着马在京城游街时那种志得意满的怖景。

——摘编自《普通商中教科书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三   契丹……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

——《辽史·百官志一》

坂本太郎在《日本史》一书中如此评价锁国政策：“有关锁国的利弊，历来议论纷纭；但它确实是加强和巩固幕府封建统治的有效政策，长达二百余年的江户时代，能在国内保持和平，幕府政权得以维持，锁国无疑是个有力因素。在经济方面，国内产业得到发展，在文化方面，日本独特文化得以昌盛等等，可以说都是由于锁国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它缩小了人民刚刚开展的、面向世界的目光，扼杀了不断探索的精神……”

材料一   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

——（东魏）杨衒之撰：《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

材料二   对改革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改革不适合国家的国情和族情，是“消极的汉化”，“是要用儒家的礼教代替一切”，是政治危机的开端。另一种观点认为，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抛弃狭隘的民族偏见，坚决推行改革政策，对北方的经济发展、政治安定、文化复兴、民族融合都做出了贡献。

材料一   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病死，因财政困难，其丧葬费用不得不大大削减。赵顼（神宗）继承皇位。赵顼当太子时，就很关心国家大事。十多岁时，曾披甲去见祖母曹后，要求恢复失去的疆土。宋神宗继位后由于无法从元老大臣那里得到支持，就只得寄希望于当时在士大夫中享有很高声望的王安石。

——摘编自史仲文、胡晓林《中国全史》

材料二   就安石初衷而论，新法主要实现了前一半目的。据哲宗初年户部所奏，“天下常平免役坊场积剩钱共五千六百余万贯，京师米盐钱及元丰库封桩钱及千万贯，总金银谷帛之数，又复过半”。就财物来源而言，仍以发展生产所得为少，直接征敛于百姓者居多。官府又因而得益，百姓受损，即谓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还为扰民”。与西夏两次作战，损失军士、民夫共约60万人，物资不计其数，充分反映出“强兵”梦的破灭。神宗闻讯恸哭，精神受到重创，终至数年后抑郁而卒。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一   中世纪时，英国的工业远落后于其他国家，英国君主赋予了外国熟练工匠特许经营权，鼓励他们定居英国。1624年，英国议会颁发了《垄断法》，正式确立了近代意义的专利法律制度。《垄断法》宣告了以往国王授予的专利权无效，规定以后凡新产品的第一发明人将向其授予专利证书，享有不超过14年独占生产、制造、销售、转移等权利。该法令颁布后，英国专利授权量有了明显的上升。

——摘编自【德】布鲁诺·范·波特斯伯格等《欧洲专利制度经济学：创新与竞争的知识产权政策》

材料二   下表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推行知识产权保护大事记。

——摘编自陈昌柏《知识产权经济学》等

材料一   百家争鸣虽原则上是各家发表自己的看法，批评别人的意见，但也包含了对其他学派某些思想的吸收。如荀子，虽以礼为思想核心，但也特别重法与推崇孔子，以致有人将其当作法家，还有人将其当儒家。

——选自孙景坛《百家争鸣新论》

材料二   帝引见朝臣，诏断北语，一从正音。又诏革衣服之制，改国姓为元氏姓，盖帝优于文学，恶本俗之陋，欲以华风变之，故不惮为此举也。然国势之衰，实始于此。

材料一   康有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说：

“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

材料二   当代学者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

“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已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茅海建认为：“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