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明治维新时期，政府以发展生产为目的对国民实施具有一定强制性的近代教育改革。明治政府于1871年设立文部省，统管文化教育事业。1872年，文部省颁布了第一个教育改革法令《学制》和《关于奖励学事的指示》，开始了有纲领有计划的教育改革。《学制》中明确提出了教育改革要从小学抓起，同时，把普及初等义务教育作为重要的教育改革内容。在教学内容方面，日本仿效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将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国内，取代了传统的“四书五经”的儒家封建思想。明治政府在初等教育基础牢固之后，重就转向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上。由于取消了士、农、工、商的身份区别，人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被调动起来了，整个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1890年以明治天皇名义颁发《教育敕语》，力图将近代教育纳入以宣扬忠君爱国为灵魂的道德教育轨道。

——摘编自贺小飞《浅谈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

材料   有部分学者这样评价明治维新“:天皇制绝对主义是……代表绝对主义封建反动的一面。”关于以地税改革为中心的土地制度的变革，他们认为,改革后的地税仍是封建地租，只不过缴纳的对象由领主变为国家，地租的形式由实物变为货币而已。他们认为,“新地税的性质,在本质上和农民耕种领主的土地被征收封建贡租完全一样”。但是，众所周知，新的地税被政府用来兴办了一系列工矿企业,变成了对华族和士族的支付公债，促使其转化为工商业金融资本，起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以地税为主的财政收入，被大量地用于修建铁道和船只,扩大了资本主义市场。土地的自由买卖,自由种植,农民具有了自由身份,使农民大批破产转化为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者,有利于原始积累的进程，加速了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

——摘编自张敬秀《明治维新性质再辨析》

材料   遗产税亦称继承税，于清末民初引入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郭嵩焘等驻外使节较早地了解了西方国家开设的遗产税情形，并传递给清政府高层。1901年，张之洞会同刘坤一，建议清政府实行遗产税，提出如中国能办（遗产税），即使为英国二十分之一，亦有五六百万银元财政收入。1910年，梁启超将遗产税视为“最良之税则”，批评清政府未能实施这些“足以均贫富之负荷者”的税制。民国建立后，为获列强认可，北洋政府承认清政府历年战争赔款和外债，财政亏空严重，遗产税的筹设也有了较大推进。首任财政总长周学熙将遗产税等新税目归入国家税项，熊希龄任财政总长时，将遗产税列入三年度财政计划；与此同时，相关部门着手制定遗产税的具体系例和实施细则，规定遗产税征税范围、起税点和税率层级，等等。但是当时中国并不具备开征遗产税的社会经济条件，最终不了了之。

——摘编自雷家琼《清末民初遗产税的引入》

材料   民国建立后，国营钢铁工业建设摆上有关部门议事日程。保护国内铁矿资源，特别是防止新发现的铁矿区被外部势力染指，成为当局的当务之急。而日本自清末以来即觊觎攘夺中国铁矿资源，到民国初年，中国一批极具开采价值的铁矿区相继与日本发生关系，且呈现日渐加重之势。受日本市场和“一战”的影响，铁矿业利润丰厚，中国民间请领铁矿也呈蜂拥之势。1914年11月22日，经袁世凯批准，铁矿由国家专营的国有策被批准执行。铁矿国有策是北京政府对当年4月颁布的《矿业条例》所进行的一次重大修改，它限制了民间矿商申领铁矿探采权的行为，不准华商与外资合办矿厂。在汉冶萍下属铁矿问题上，北京政府成功介入汉冶萍公司的经营管理，对日本控制公司下属铁矿造成巨大掣肘。此外，直隶龙门、宣化铁矿和江苏袜陵关铁矿，在民国初年民间矿商请领铁矿权的热潮中，基本得以完整保留，这与铁矿国有策的及时推出不无关系。

——摘编自李海涛《民国初年铁矿国有策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