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北宋熙宁年间出现的陕西蓝田《吕氏乡约》，开创了中国古代乡民自治的历史先河。它的发起与实践不仅体现了宋代新儒的时代特征，而且还反映了当时士大夫阶层逐渐成长起来的主体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吕氏乡约》所蕴含的社会教化、政治整合与矛盾化解等功能成为宋代及后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效“补丁”，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乡民自治的积极性，夯实了封建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宋代以后，历代统治者和有识之士非常重视乡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并对其不断加以补充和完善，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治理念和乡治体系。
——摘编自杨亮军《宋代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乡约》
（1）根据材料，概括《吕氏乡约》的特点和意义。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吕氏乡约》对加强当今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自景帝之后，王国官吏在西汉政权中所扮演的角色由地方诸侯的僚属转变为中央派往王国的代表。王国国相既然由西汉中央派遣，西汉中央为了使其忠于中央，避免诸侯王擅权，必然会考虑到国相任职的地域性限制问题。景帝之后，诸侯王与中央派遣的国相之间冲突激烈，如赵王刘彭祖：“彭祖立六十余年，相两千石无能满二岁，辄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赵王擅权。”诸侯王与中央派遣的国相的冲突也印证了西汉景武之后国相之任已实行地域回避制度。
——摘编自冯洋《西汉地方长官地域回避制度》
材料二 巡检司的普遍设置，从制度上突破了国家行政机构不在县下设治的惯例，政府在乌镇、南浔、乍浦、盛泽等江南市镇或设府厅级官员驻镇，或委派县丞、主簿管理等多层次的治理模式，既有效分担了府、县级政府的行政责任，更突破了以往“国权不下县”的传统，是国家权力延伸至县以下的直接体现。严密而发达的乡里和保甲制度，只是国家控制管理基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国家力量还以其他各种形式直接参与其中。
——摘编自张海英《明清政府对基层社会管理的多样性》
材料三 在明清两代，地方行政制度基本相同，府、州县以下的建制无多大变动，但在省一级则有几次较大的变动，这反映出朝廷既要紧密控制各省的一应行政权力，将财权、军权、司法审判权尽可能集中于中央，但在实际统治中，又深感地区分散辽阔，不给予地方一定的权力，实难充分并较好地履行统治职能。为此，在500多年中，随形势的变异，一再对行省做了实际上的重大调整。
——摘编自侯力《中国政治制度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西汉初期实行地方长官地域回避制度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代江南地方治理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对行省制进行多次调整的主要原因。
材料 驻藏大臣制度是雍乾时期清政府适应西藏地方政治局势发展的需要。为强化主权而施行的一种管理制度。清初，册封达赖、班禅为藏族地区政宗教领袖。雍正六年，清朝正式派遣驻藏办事大臣。乾隆年间，规定驻藏大臣的地位与达赖、班禅平等，监督办理西藏事务。雍正八年，新疆准噶尔部觊觎西藏，屡次派兵侵扰菰准边境，清中央政府命令驻藏大臣统兵驻防，阻遏了准噶尔部的侵略企图。乾隆元年，西藏部分地区，旱灾歉收。驻藏大臣那苏泰奏请中央政府赏恤灾民，并要求西藏地方政府调拨粮食赈济灾荒。驻藏大臣任上大都致力于废除苛捐杂税，体恤底层民众。乾隆十二年，地方贵族叛乱，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为保护达赖喇嘛壮烈牺牲，七世达赖和西藏地方民众悲痛不已。
——摘编自郝景磊《清代病乾时期驻藏大臣群体人物研究》等
(1)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概括雍乾时期设置驻藏大臣的背景。
(2)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简析雍乾时期驻藏大臣的历史贡献。
材料 魏晋初期曹操所推行的“唯才是举”政策和随后的“九品中正制”可以说是察举制的变种。九品官人法的选择标准为家世、德、才三项，然在实际操作中，家世逐渐成为选人的最关键者。
在南北朝时期，随着士族势力被摧折，察举和学校入仕之途又开始恢复。而察举的方式也逐渐由举荐向通过考试转变，士人得官主要依据于策试和“明经”考试。察举的标准也逐渐由孝悌、吏能、经术并重，转向以考察对于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的文化考试为主。由此察举制和学校制度的关联也更为密切，更为重要的是成为后来科举的根本性特征的自由投考制度在北朝开始萌芽。
——摘编自干春松《知识与权力的互动：科举制度与儒家的制度化建构》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北朝时期选官制度的变化趋势。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南北朝时期选官制度变化的影响。
材料一 秦在中央设立了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府，其长官是御史大夫。在御史大夫之下设御史中丞、侍御史、监察吏等各级监察官员，而以监察史负责地方各郡的监察事务。汉承秦制，以御史大夫为全国最高长官，全国最高监察机构亦称御史府，又称御史大夫寺，别号“宪台”。汉代在御史大夫之下设有御史中丞和中丞，其具体的职务是内掌图书秘籍，外督十三部刺史， 举劾案章，居殿中察举非法。御史中丞之下设御史、侍御史，其具体职责是监察违法、举劾违失、受理中央诸公卿奏事，典法度、掌律令、督察部刺史等。汉代在完善中央御史府机构的基础上，还先后设立了丞相司直和司隶校尉。司直系丞相，司隶则直属皇帝。
——《从秦到明清监察朝度的变迁》
材料二 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设置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为视察区；一年之后文帝又将其用做监察区域，派遣官员分州“出刺诸郡”，九州视察区由此与监察区合而为一。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把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益州、幽州、并州，另外有朔方、交趾二郡，称朔方刺史部、交趾刺史部，共称十三刺史部，或“十三州”。每区由朝廷派遣刺史一人，专门负责巡察该区境内的吏政，检举不法的郡国官吏和强宗豪右。东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改刺更为州牧，直接掌握一州的军事、行政、民政等大权，位于郡守之上，十三部遂成为郡以上的一级行政区划。东汉末年，各州牧更是趁乱夺取本州军政大权。东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改刺更为州牧，直接掌握一州的军事、行政、民政等大权，位于郡守之上，十三部遂成为郡以上的一级行政区划。东汉末年，各州牧更是趁乱夺取本州军政大权。
——摘编自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汉承秦制在监察制度中的表现及其创新，并归纳秦 汉监察体系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概括汉代地方监察制度的演变并说明其影响。
材料 中国两千年社会的集权与分权
秦至西汉时期 | 皇权集中,对地分不断打压. |
东汉至魏晋时期 | 皇权衰弱。贵族、豪强、地方割据尾大不掉。 |
隋至唐代前中期 | 权力集中,国家统一。 |
唐“安史之乱”至五代 | 分权于地方藩镇割据,四分五裂。 |
宋元时期 | 两宋中央集权,强干弱枝;元朝大帝国不可避免地分权。 |
明朝前期 | 重新集权,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皇权更强。 |
明朝后期 | 商品经济发展,社会富人阶层分离、朝廷党派林立,权力分散。 |
清朝至民国 | 清初集权统治,登峰造极;清末至民国军阀混战,权力分散。 |
——摘编自鞠佳《变革之路一 中国历朝改革得失》
结合中国历史的所学知识，从上述简表中相互关联的事件中提取一个观点并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言之成理。)
材料 新旧历史学家已公认秦代是中国专制政体发轫的朝代，而由秦以后，直到现代化开始的清代，其经历了两千余年的长期岁月，除了极少数场合外，中国的政治形态并没有了不起的变更，换言之，即一直受着专制政体—官僚政治的支配，所谓“二千年之政，秦政也”。在苏联以“中国通”见称的社会经济学史学家 Wittfogel，谈到中国中古历史阶段时，特别强调“二千年官吏与农民的国家”这句话……中国文化中的每一个因素，好像是专门为专制官僚统治“特制”的一样，在几千年中，仿佛都与专制官僚政治达到了水乳交融的调和程度。
——摘编自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的诸特殊现象》
概括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并结合中国古代史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 为加强边防，唐在沿边重镇设立节度使。节度使最初只掌兵权，后来总揽军、政、财、监之权，权重势雄，独霸一方。安史之乱后，藩镇“相望于内地”，“屯重兵，多以赋入自赡”，“喜则连衡（横）而叛上，怒则以力相并”。
宋太祖即位后，革除前朝之弊，“申命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留”，并采取派遣官员监察地方等多项措施，“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宋太宗时，节度使掌控的支郡也被收回，从此“无复领支郡者”。
元朝变革地方行政制度，设立行省。行省官员常以“藩大臣”和封疆大吏自居，替朝廷镇守地方；凡行政号令和公文申禀，“不敢专决大政，咨中书（省）而后行”。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唐、宋、元时期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治理措施。（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总结从唐朝至元朝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规律和发展趋势。
材料一 在史前时期，丧葬中的祖先崇拜主要是强化血缘关系；商周则是维系宗族秩序、统治秩序、伦理秩序。秦汉继承了这种崇拜，祖先总体上成为最流行的信仰对象，加入了“三纲五常”道德观念，丧葬礼仪被系统化、制度化，从此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同时，“天”是终极的境界、至上的神祇，盘古神话成为汉族为主体的华夏民族共同拥有的民族神话和维持认同的重要标志。
——摘编自《秦汉民间信仰文化认同功能研究综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秦汉及以前中国民间信仰形成的影响因素，并说明秦汉民间信仰的积极作用。
材料二 明末清初，“中国民间信仰问题”在东西方文化首次深层碰撞中被西方传教士提了出来，他们是全盘否定中国民间信仰的始作俑者，把其一概看成“迷信”；“迷信、愚昧、落后”的大帽子全都扣在千千万万民间信仰的老百姓头上。这种“西方成见”，盛行于民国近现代思想界，充满了强烈的政治色彩与意识形态批判倾向。近年来，我国学者策略地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义，为民间信仰“去污名化”。
——摘编自《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若干思考》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中国民间信仰被中国近现代全盘否定的历史背景。
材料三 20 世纪，“南洋地区”即东南亚华人社会里，大量源自中国故乡的民间信仰形态现已成为表达与强化“华族”(华裔)认同的主要载体，以及促进所在地文化对话的重要媒介。妈祖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海峡两岸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妈祖信仰扮演了重要角色，妈祖被诗意地称为“海峡和平女神”。
——《信仰复兴与信仰自觉一一中国民间信仰的新世纪观察》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当代我国学者为中国民间信仰“去污名化”的重要意义。
10 . 材料 宋太祖针对“五代以来，领节旄为郡守者，大抵武夫悍卒，皆不知书，必自署亲吏代判，郡政一以委之，多擅权不法”的现象，于乾德三年下诏：“诸州长吏或须代判，许任宾席公干者，勿得使用元从人”，郡政由方镇的元从转移到朝廷委派的宾席公干者手中，宋廷开始剥夺藩镇的治民权。随着北宋统治的巩固，中央政府逐步废除节度使、刺史等唐五代时期军政合一、由武人担任长官、有利于藩镇割据的地方行政机构。到北宋仁宗时期.地方行政的管理从唐代的刺史制转变到宋代的知州制。以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安抚使司为主的宋代路级机构，除安抚使由所在路的首州知州兼任外，其他三司号称“监司”，作为中央的派出机构代表中央管理地方，宋政府极其重视其人选。南宋学者叶适曾说：“国家因五代之极弊，收敛藩镇之权尽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欲专大利而无不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特与古异”，“万里之远，颦呻动息，上皆知之”。
——摘编自陈长征《唐宋地方政治体制转型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到宋代地方行政体制的主要变化。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