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是国家对地方进行管制的重要环节，其重要性无疑可以左右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统治者在乡村治理方面一直坚持“官民共治”的基本政策，即王权与族权的相互融合及博弈。国家依托乡村内部宗族，培养出一批委托管理人员并依此将“国家行政力量”深入农村。中国古代社会是通过强化宗法观念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的，通过税收集中乡村社会资源，通过科举制将国家和乡村联结起来，使封建正统理论在教化中占绝对地位。

近代以来，传统乡村中的宗族势力开始衰弱，乡村绅士不断变化，村庄以往的风俗习惯难以应付愈加复杂的社会关系，国家势力开始广泛渗入村庄，知识分子也力求乡村重建，村庄被各种外来价值裹挟，逐渐形成嵌入性的乡村治理。以往基于村民生产生活形成的风俗习惯，难以在嵌入性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而国家力量及知识分子对村庄重建的个人理念在乡村治理中则起到了重要作用。据统计，20世纪20年代末到20世纪30年代初，共有600多个学术团体和教育组织参与到乡村建设之中，建立了1000多个乡村试验区，梁漱溟、黄炎培等都是当时的典型代表。

——摘编自刘昂《中国乡村治理的三个阶段及其伦理特征》等

材料       科举制虽然自隋唐以来已有三百年的历史，而隋唐时的科举从根本上讲还多多少少的带有荐举制的性质。“唐世科举之柄、额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为之助、谓之“通榜’”，“自唐以来，进士皆为知举门生，恩出私门，不复知有人主。”北宋时期，出生寒族的士人多无权贵牵引，强烈反对荐举制，要求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太祖乾德元年九月二十七日诏：“礼部贡举人，自今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真宗时期，“礼部贡院封印卷首，自此始”，“于内阁糊名考校，分为六等，别录本，去其娃名”。陈彭年等人奉命制定“景德条制”，誉录法和糊名法以科举条例的形式制度化。殿试也在唐早已有之，成为常例制度也是在北宋。开宝六年，太祖亲审知贡举官李昉取舍非当案，这是皇帝亲自处理的第一个科举案，从此殿试作为科举最高考试程序确立下来，并且为明清沿用。

——摘编自路任翰《北宋科举条制考》

材料一   罗马在所征服的地区建立行省来统治当地人民。各个行省都派驻总督治理，一般情况下任期1年。总督拥有该行省的军事、民政和司法全权。其下属人员中，配有一位财各官，负责管理财政和军需供应；另有一位或多位副将，其职位由元老担任，可代理行使总督的部分职权；此外还配备一些副官。因为行省远离罗马，总督实际上不受同僚官员协动情和保民官否决权的限制，在司法方面除了涉及罗马公民的案件，也不受上诉权的束缚、所以，他在行省中握有绝对权力。这就为行省总督滥用职权，横行不法，搜刮钱财，提供了便利条件。

——据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篇（上卷）》

材料二   元代确定了以行中书省作为地方常设行政机构，简称行省，长官为承相。行省以下的行政区划为路、府、州、县，其长官均称达鲁花赤。基层行政机构，农村有社、乡、都，乡设里正，都设主首。城市有隅、坊，设隅正、坊正。行省的重大民政事务必须报呈中书省，军政要务则需呈报枢密院。没有中央的诏旨，行省长官不能更改赋税征收制度，也不得调动军队。中央的监察机构要监督行省官员，行省长官要定期规见皇帝，向皇帝述职。

同时实行“省官互迁”。行省制的确立，是我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对后世有巨大影响。

——摘编自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主编《中国古代史》等

材料一   所谓早期国家，指的是一种不成熟的国家状态。具体到中国而言，早期国家大致为夏、商、西周时期。当时，虽然出现了以王室为代表的公共权力，但社会组织中的地域关系尚不成熟，还无法取代血缘关系的影响。因此，血缘关系的瓦解是早期国家向成熟地域国家转型的关键。

一—摘编自黄明磊《族群迁徙推动中国早期国家转型》

材料二   隋唐时期，国家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一个巨型国家要正常运转、长久维系且有效率，没有制度的保障是无法想象的。唐朝是中国古代王朝国家制度建设的典范。制度的完备对唐朝国家和社会的运作，尤其是促使唐朝走向强盛具有重要作用。唐朝崛起于东亚，制度的健全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摘编自李鸿宾等《中国通史大师课》

材料三   民族独立和民主政治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要素。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建国方案，清晰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新型民族国家理念。1949年10月1日，随着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立，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从文本走向现实。

——摘编自石培玲《抗战时期的现代国家观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思想基础》

材料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中国宋代社会出现了重大变革。“贵族的失势的结果是君主的地位和人民较为接近，任何人要担任高职，亦不能靠世家的特权，而是由天子的权力来决定和任命”，“国家所有权力归于天子一人所有，其他任何大官均不能有全权”。除此之外，“宋代以铜钱代替绢布、绵等使用，发达的时候还盛用交子、会子的纸币，南宋时代纸币发行上升至极高金额……总而言之，自宋代开始，货币经济非常盛行”。“学术文艺的性质亦有明显变化，文学由注重形式的四六体演变为自由表现的散文体，诗、词等亦都由注重形式转为自己发挥。总而言之，贵族式的文学一变而为庶民式的文学，音乐、艺术等亦莫不如此文学曾经属于贵族，自此一变成为庶民之物。”

——摘编自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材料一     陕西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记载了周成王对宗族小子的诰命，其中有“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义（治理）民”。周人选伊洛地区营建新都，此地便于各地诸侯贡赋，也方便王朝对四方诸侯的控制。在西周，父既是宗君又是尊长，君臣之义等于父子。通过各种礼的举行，周人的社会秩序和规则得到确立和维护。乐通常配礼而行，其作用在于协调上下、体现和谐。周人认为，商灭夏、周灭商，都不过是“惟恭行天之罚”。周之所以受命，是丈王、武王能行敬天、明德、安民。因为民心、民意是统治者德行影响的结果，是上天意旨的风向标。

——摘编自《西周的核心政治理念统治模式创造性地解决了早期国家的跨区域治理难题》

材料二     楚汉战争中 ，刘邦封韩信、英布等人为王。对于西汉中央来说，这是个严重威胁。刘邦消灭这些异姓王后，又将自己一些年幼子侄分别封为王，称为同姓王。汉武帝统治50余年，在继承汉初专制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了某些重要改革，如将全国地区分为13个监察区域，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创造了数个第一，使西汉王朝达到鼎盛时期。

——摘编 自晁福林《中国古代史》等

材料   秦国在春秋时就已设县，但只置于个别边远地区，尚未成为一级地方行政组织。秦献公时曾推广县制，但规模有限。至商鞅变法时，将许多原来聚族而居的村落，改编为县，即把许多乡、邑、聚（村落）合并为县，共建置了41个县（一说31个县）。每县设县令、县丞、县尉。县令是县之长，县丞掌管民政，县尉掌管军事，县成为直属于国君的地方组织。后随着国土的扩展和开发，县的数量逐渐增加。公元前349年，“初为县，有秩史”，开始在各县设置有定额俸禄的小吏。县制的普遍推行，打破了血缘的纽带关系，将国家权力集中到朝廷。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