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摘编自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上

材料一   周朝已开始出现“小行人、象胥、掌客、怀方氏”等具有周边民族事务管理性质的官职，秦朝正式在中央设置管理民族事务的“典客”。汉承秦制，汉武帝时期设置属国都尉，具体管辖归附及内属的边疆民族。唐朝边疆民族的首领可管理府州的具体事务，但需向唐王朝缴纳贡赋，统于唐王朝的中央政府。此外唐王朝还在边睡地区发展屯田、开辟互市贸易、妥善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元朝在吐蕃采取“政教合一”政策，在中央设置管理吐蕃事务的帝师和宣政院机构；在元朝兴起之地漠北，设岭北行省，基本行政单位仍是蒙古传统建制，并部署军队，戍守的同时进行屯田。明朝靠近内地的少数民族统治区减少，明政府直接控制、委派流官的地区增加。清朝在边疆全面推行郡县制和修订相关法规，强化边陲管理的同时，还鼓励内地百姓外迁至边疆谋生与开垦。

——摘编自谷家荣罗明军《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历谱识认》

材料二   19世纪以后，清政府将更多的精力用于维持衰退中的国内政治、经济体系，保卫边疆安全的能力逐渐低落，导致面临深刻的边疆危机。对此，清政府通过推行一系列边疆内地一体化政策来“昭示主权”，比如在新疆、台湾等边疆地区设省。日渐减少的财政收入使得清政府内部出现了“海防”和“塞防”之争，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海防大门之后，面临着海疆危机，传统的边疆观不得不进行转变，清政府开始筹办近代海军。但是这些迫于外部压力之下的政策转变，忽略了边疆地区的实际情况，清末边疆政策的失误也非常明显。

——摘编自施润棋《清末我国边疆治理政策研究》

材料一     陕西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记载了周成王对宗族小子的诰命，其中有“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义（治理）民”。周人选伊洛地区营建新都，此地便于各地诸侯贡赋，也方便王朝对四方诸侯的控制。在西周，父既是宗君又是尊长，君臣之义等于父子。通过各种礼的举行，周人的社会秩序和规则得到确立和维护。乐通常配礼而行，其作用在于协调上下、体现和谐。周人认为，商灭夏、周灭商，都不过是“惟恭行天之罚”。周之所以受命，是丈王、武王能行敬天、明德、安民。因为民心、民意是统治者德行影响的结果，是上天意旨的风向标。

——摘编自《西周的核心政治理念统治模式创造性地解决了早期国家的跨区域治理难题》

材料二     楚汉战争中 ，刘邦封韩信、英布等人为王。对于西汉中央来说，这是个严重威胁。刘邦消灭这些异姓王后，又将自己一些年幼子侄分别封为王，称为同姓王。汉武帝统治50余年，在继承汉初专制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了某些重要改革，如将全国地区分为13个监察区域，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创造了数个第一，使西汉王朝达到鼎盛时期。

——摘编 自晁福林《中国古代史》等

材料   秦国在春秋时就已设县，但只置于个别边远地区，尚未成为一级地方行政组织。秦献公时曾推广县制，但规模有限。至商鞅变法时，将许多原来聚族而居的村落，改编为县，即把许多乡、邑、聚（村落）合并为县，共建置了41个县（一说31个县）。每县设县令、县丞、县尉。县令是县之长，县丞掌管民政，县尉掌管军事，县成为直属于国君的地方组织。后随着国土的扩展和开发，县的数量逐渐增加。公元前349年，“初为县，有秩史”，开始在各县设置有定额俸禄的小吏。县制的普遍推行，打破了血缘的纽带关系，将国家权力集中到朝廷。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   这一制度创始于商鞅变法之时，当时大约有十几个爵级，爵级上附丽着各种特权，如授予田宅、赎罪减刑等；还可享受多种与平民不同的礼遇，比如爵高一级，坟头就可以多种一棵树之类，依商鞅之法，即使出身贫贱，只要斩获一个敌方军官的首级，君主就赐爵一级；斩获两个，君主就赐爵两级，所以关东诸国称秦为“尚首功之国”，按照商鞅的规定，即令是宗室成员，如果没有军功，也要从宗室名籍中除名。

——据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

材料二   秦朝的迅速灭亡给汉朝提供了教训，专任法治的文吏政治用来巩固政权被认为是不可取的。汉文帝时，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之后不定期举行察举选官活动，到武帝时代已经发展成为“举孝廉”的一种体制完备的制度。察举制的实行，使大量儒生步入行政管理的活动领域……人们开始接受这样一种观点：政治的优良与否取决于执政者道德水平的高低，“好人”们依其德性和权威而进行的管理是最好的管理，一旦有了贤明的君主和一大批的清官，达到天下大治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摘编自谷字、房政《试论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及其精神》

下列为中国古代历史著作目录一览表（节选）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除以武力征服反抗者外，同时极力在政治制度上树立绝对皇权思想。首先自称“始皇帝”；彻底废除分封制；设御史大夫监察百官，御史大夫由皇帝近臣担任，起钳制丞相作用。国家一切重大事件均由皇帝点头通过，为安抚民族地区，设置典客专门管理其事务。为达到巡视方便，政令畅通，十分注意开拓道路。往南方修“五尺道”，往东方修驰道，往西方修直道筑寨。

——摘编自关荣华《试论秦政治制度的形成及其特点》

材料二   在雅典民主政治中，无论是梭伦提高公民大会的地位，还是克里斯提尼实施陶片放逐法，都是从本质上排斥个人专权。因此，权利制约是雅典城邦政治的特点，公民大会的立法权需经陪审法庭批准，城邦权利接受公民监督。这种公民制约权利，权利制约权利，体现了“三权分立”原则。

——摘编自隋玲玲《论希腊雅典民主政治的现代性》

材料三   “凡未经议会同意，以国王权威停止法律或停止法律实施之僭越权利，为非法。凡未经议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征税，超出国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议会内之演说自由、辩论或议事自由。……《权利法案》的主要特点，并不在于提出了这一系列议会的权利和自由，而是在于改变了它们的存在形式，即由惯例变成了成文法。

——摘编自张新宇《从<权利法案>看英国革命》

材料四   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所谓“得失”，即根据其实际利弊而判定。而所谓利弊，则指其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觉出。

——摘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