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将之置于与行政机构并列的位置。在历史演进中，监察机构的体系越来越严密，相对于行政机构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历代政府重视监察法规建设，坚持依法监察，监察法规逐步完善。监察机构职权涉及察德、察政、察能。同时，为防止地方分离，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监察以常驻为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的或定期的巡按制。此外，监察御史作为风纪之官，品秩虽低，权势却十分显赫，甚至享有“便宜从事”和“风闻奏事”的特权。但是，监察机关的独立是相对的，其监察功能的发挥受到皇权的极大制约。

——摘编自林志强、张旭日《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特征研究》

材料二   监察官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比较特殊的官职，其产生、职权伴随着平民和贵族的长期斗争。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监察官基于实践的需要，其权力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人口和财产调查权，到后来的公民道德监督权，再发展到元老遴选权，监察官的地位日益神圣和显赫。由此看出，监察官的权力扩张恰好对其他官员起着很大的制衡作用，从而推动着古罗马共和宪政的平衡与发展。

——摘编自连佳《浅议古罗马共和宪政下监察官制度及其启示》

材料一   唐初的宰相制度基本因袭隋朝，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分立，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同为宰相之职。高祖时期共有宰相十二人，太宗时期共有宰相二十八人，大部分是以他官兼、判或检校侍中、中书令者，“兼、判既非正官，亦属临时差遣”。贞观以来又常指定品级较低的官员参加政事堂会议，这些官员要按例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名号，说明他们也是宰相。高祖、太宗还设立文学馆、弘文馆，常召一些名儒学士入宫禁讲论文义，备君主顾问。

——摘编自吴宗国《盛唐政治制度研究》

材料二   武则天当权后，宦官开始掌传达出纳之任，参预政治。玄宗时期，任命亲信文人为翰林学士，专掌最机密的诏令起草，翰林学士正式参与朝政决策。到宪宗时期，正式设立由宦官出任的枢密使，职掌类似于门下省的侍中，在皇帝与宰相、翰林学士之间宣旨传奏。而中书门下（政事堂）居于禁外，宰相较多地成了执行官。可见中唐以来，政治中枢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摘编自戴显群《唐后期政治中枢的演变与唐王朝的灭亡》

材料三   君权既尊，则辅相之权往往移于其所私暖。

——摘编自吕思勉《隋唐五代史》

材料   宋朝的统治者充分吸取唐、五代弊政的历史教训，为了严密防范文臣、武将、女后、外戚、宗室、宦官等六种人专权独裁，制定出了一整套集中政权、兵权、财权、司法权等的“祖宗家法”。从太祖开始，用设官分职、分割各级长官事权的办法，将权力集中于皇帝，削弱了各级长官的权力。为防止宰相专权，设置了参知政事和枢密使，以分散其权力。为防止武将跋扈，首先解除其军权，授以虚衔，赋以厚禄；其次废除节镇支郡之制，委任京、朝官出任权知州事；在各州之上，又设监司和帅司，以监督知州，并分掌一路的民、财、兵、法等权，不用武将专制一路；武将一般只做统兵官，率领兵马。宋朝统治者的这些集权措施，都立之以法，而且日趋严密，甚至达到了细者越细，密者越密，举手投足，都有法禁的地步。

——摘编自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

材料   从宋朝建立到仁宗时，全国兵额增加七八倍……军队大半来自招募。应募者要么是游手无籍之徒，要么是负罪亡命之辈。而且朝廷又往往因岁凶募饥民，遂使长大壮健者游惰，而留耕者胥老弱。如是久之，农村生产力日渐减削。且募兵终身在营伍，自二十以上至衰老，其间虽四十余年，实际可用者至多不过二十年。廪之终身，实际即是一卒有二十年向公家无用而仰食。宋兵制以厢军伉健者升禁卫，然卫士入宿（厢军精锐到禁军报到），即不自持被（被褥）而使人持之，给粮不自荷（搬运）而扉人（雇人）荷之。

——摘编自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一   古代高昌地处吐鲁番盆地，是古时西域交通枢纽。高昌的东南面，大部分是汉族居住的农业区；其西北面则是我国历史上游牧民族活动的地区。贞观十四年八月，唐朝平定高昌，以其地为西州，州内设置了三郡、五县、二十二城，辖地户约八千、人口约三万七千。唐朝还在该地区采取了修建水利、设置官市、管理交通等一系列措施。到天宝年间，西州地区居民增至一万九千多户，人口增加至约四万九千，货物四至，客商云集。

——据《旧唐书·西戎传》等整理

材料二   近年，吐鲁番出土了大量从东晋到元代的古代文书，引起了学者注意。其中一份为民众自报的户籍文书，记载了某家庭的成员、授田等情况，文书后署“贞观十四年九月”。另一份是卜天寿所写的文本残卷，该文书大部分是其抄写的汉代经学大家郑玄注释的《论语》，卷后还附有绝句六首，另抄有《千字文》开头五句。抄本中有题记“（唐）景龙四年三月一日私学生卜天寿（抄）” “西州高昌县宁昌乡淳风里义学生卜天寿年十二”。

——摘编自马克章《西域汉语通行史》等

材料一   东晋南渡以后，主要依靠王导的支持。王导在政治上的主要措施，是给南北士族安排了经济上的利益。南方各级士族自然就是各级地主，其中强宗大族，如吴郡顾氏、陆氏，又共郡周氏，都是拥有部曲的大地主。王导定侨寄法，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安置北方逃来的士族和民众。侨州多至司、豫、兖、徐、青、并等六州，侨郡侨县为数更是繁多。这种侨州郡县大都在丹阳、晋陵、广陵等郡境内，形势上可以保卫建康。对东晋政权说来，是安置流亡士族，缓和南北士族间矛盾的重要措施。

——摘编自范文澜《中国通史》

材料二   宋朝建立后，社会阶级关系表现出不同于前代的一些新现象。贵族官僚按等级世袭占田制度，从唐朝中期起，开始瓦解。唐末农民战争，最后消灭了这一制度。宋代的地主阶级，主要是以购买土地的方式，来扩大土地占有。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出租土地榨取实物地租。前代的劳役地租成为从属的、次要的剥削方式。隋、唐以来，门阀地主奴役着带有农奴身分的部曲、徒附，他们的户籍注在主人的名下。宋朝把客户（佃客）编入户籍，成为封建国家的编户，不再是地主的“私属”。宋朝以后的封建社会，基本上是延续了这样的经济关系。

——摘编自范文澜《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