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大唐贡士之法，多循隋制……其常贡之科，（唐太宗时）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明法，有书，有算。武太后载初元年二月，策问贡人于洛城殿，数日方了。殿前试人自此始。长寿三年制，始令举人献岁元会，列于方物前，以备充庭。开元“二十四年，制移贡举于礼部，以侍郎掌之……遂为永制”。

——摘编自杜佑《通典》

材料二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初二日，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地方督抚联合会奏，强烈要求立刻停止科举制度，转而全力推广学堂。慈禧太后此后表示“方今时局多艰，储才为急……将俾全国之人，咸趋实学，以备任使，用意至为深厚”，因此，“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同时强调“学堂本古学校之制，其奖励出身亦与科举无异。历次定章，原以修身读经为本，各门科学又皆切于实用”，全国上下要“多建学堂，普及教育……著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严饬府厅州县赶紧于城乡各处遍设蒙小学堂”。同年，国子监被学部所取代，清朝独有的八旗官学也被并入新式学堂。

——摘编自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材料一   宋太祖确立了“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着力拉拢士人。宋太宗时期开始大规模地开科取士，广泛吸纳读书人参与宋朝政治，激发了宋朝人读书求学的热情，社会上兴起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价值取向，学校教育随之大兴。宋仁宗时初步恢复了从太学、国子监到州、县学的官办教育。到宋徽宗朝，在学人数有二十一万余员。民间创办的私人书院在宋朝也大行其道，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代教育还出现了一个重要趋势，那就是南方的文化教育逐渐发展起来了，南方读书人考中科举的人数也大大超过了北方，这种现象甚至一度引起了北方官员的不满。不论是官学还是私学，大都围绕科举考试来安排教学，故其教学内容偏重经学、诗赋，铸就了中国应试教育的传统。发达的宋代教育，为“华夏民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局面的出现做出了贡献。

——摘编自陈振《宋史》

材料二   晚清时期虽在兵燹之中，却相当重视教育对于富国、强国的积极作用，进而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从某种程度来说，晚清时期的教育比社会一些其他领域更早地踏上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晚清时期，教育近代化变革的主要目的在于富国、强国，从而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但由于教育近代化的被动性，变革是非系统且自下而上的。教育变革的演进，既有传统文化的自觉，也有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回应。由于无法真正地充实传统文化的内核，“中学为体”便聚焦在维护皇权统治上，而非造就新人；“西学”在教育上的内涵、外延日益丰富，经历了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的演变。“中体西用”的宗旨面临着“体用不二”的挑战，近代化带来的文化认同危机也产生了伦理危机，对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提出了挑战。道德体系及道德教育模式解构与建构的乏力，从社会伦理关系上加剧了传统文化的断裂。

——摘编自戴红宇、张荣伟《论晚清教育的变革与断裂》

材料     北宋建隆三 年（962年）前后,诏今后“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部贡举人,今后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大祖开宝五年（972年）,权知贡举,扈蒙奏上礼部考试合格进士十一人,诸科十七人。太祖破常例将合格举人召对于讲武殿,然后下诏放榜。此后,殿试运为定制。开宝八年（975年）开科场，即设权同知贡举官，以分权势。以后，同知贡举官有多达十人者。雍熙二年（985年）,又于考场外廊庑下设“巡掉”，监视内外私相传递卷子者;贡院大门口设有“监门”,不准随使出入来往。唐代为了能够了解举子有无真才实学，特规定举人在考前将平日所作文章诗赋送礼部，称谓约“公卷”，但结果适得其反，“公卷”往往成为科场营私舞弊的工具。庆历元年（1041年）,在权知开封府贾昌朝的提议下,始“罢天下举人纳公卷”，试卷成为唯一的学业优劣凭证。

——摘编自穆朝庆《北宋时期的科举改革》

材料一   宋代科举取士情况简表

——据张希清《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等

材料二   一方面承负沉重的外部压力，一方面鉴于五代时期内部变乱频仍、政权倏忽更迭的教训，“稳定至上”始终是赵宋王朝内政措置的目标。外部压力当前，宋代的军力不振，一直被人诟病：“一个以军人为首脑而组成的国家，偏在军事上的作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

——据邓小南《一个“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