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帝国时代的监察制度是秦朝创立的。监察制度与行政司法制度、军事制度一样，是支撑皇权的三大支柱之一。秦朝在中央设御史台，由御史大夫督率从事监察事务，而地方则每郡派一名监御史监察地方官工作。汉承秦制，将天下郡国分为13部州，分设刺史监察地方。明朝时改御史台为督察院，十三道分置监察御史，各道监察御史主掌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清十五道监察御史（后增至二十道）和六科给事中，负责监察地方、钳制六部，更是皇帝耳目，职在纠察官邪，肃正朝纲，谏诤封驳，审核诏令章奏，纠官谏官，清代尤注重于对汉官和汉族地区的监察。

——摘编自张鸣《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

材料一   西周时期，天子和诸侯都建立了“三朝”制度，其中的“外朝”是指天子“大询众庶之朝”，即国家在面临重大的事件时向普通民众咨询意见、宣讲政令的集会，这种咨询活动就具有政治协商性质。秦汉以后，随着皇权专制体制的确立，“朝议”制度就逐渐成为国家决策的关键形式，有争议的当朝议论，谓之“廷议”，有些事皇帝不在朝会中提出，而“下其议”于一定范围的官员，谓之“集议”。东汉末年，面对外戚宦官的专权，群聚京师的太学生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议运动，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典论，标志着“清议”成为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表达政见的一种方式。唐代谏官制度得以成熟和完备，唐太宗积极倡导，使谏译成为风气，犯颜直谏的事例屡见不鲜。宋代以后，谏官制度逐渐变异衰微，谏官制度到明清时已名存实亡。

——摘编自卢兴、吴倩《中国古代政治协商传统的思想内涵与基本特征》

材料二   随着形势的急剧发展，中共对建国程序作出重大调整，“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成为新的选择。可见，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这一代表民意的特殊形式，集中体现了广泛的人民民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取得了合法地位。《共同纲领》规定国家政权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这就决定了“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大职权”的过渡性。当1952年底新生政权已基本巩固，进行全国普选进而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方面条件已基本具备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便呼之欲出了。

——摘编自覃敏健《试论“一届政协”的历史方位》

材料   中国历代政区设置的演变

——据赵聚军《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理论研究》

材料   通常认为，受法家思想影响，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在秦朝最初建立时，就相当接近于专制政体的“纯粹”或“理想”形态。几乎不受约束，然而统治效果却非常失败，二世而亡。以后王朝面临的任务是如何在保证君主高度集中的终极权力的前提下维护君主专制政权长久、稳定的统治。为此，必须认真协调与各种政治力量、社会力量的关系，在权力行使上容纳一定的合作、调节和制约因素。而官僚机构、儒家思想、贵族政治残余和士大夫群体等制约力量大多数时候能够发挥出程度不等的制约作用，约束专制皇权向“纯粹”或“理想”形态发展，有时甚至会让人怀疑“专制”是否还存在。

——摘编自张帆《关于历史教学中的“君主专制”问题的思考》

材料   近代以来，把秦以后的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就历史经验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可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也不能历久而不变。中国历史上一切制度传统，只要已经沿袭到一百两百年的，何尝不与当时人与事相配合，又何尝能都用“专制黑暗”四字来抹杀？”。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序》

7 . 有学者认为：唐代社会之所以能生机勃勃地向前发展，政治制度的高度自我完善机能是个重要原因，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高度成熟的体现。

材料   有学者在论述“唐宋大变革”时，列出如下表格：

——摘编自（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材料   武后长安四年，监察御史弹劾宰相苏味然贪赃，使之贬官。御史大夫李承嘉召诸御史，责之曰：“近日弹事，不请示大夫，礼乎？”众不敢对。至忠进日：“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各得弹事，不相关白（注·即陈述），岂有奏事先咨大夫，”…御史中丞宋璟在则天朝以频论得失，为幸臣所不容，武后曾先后三次敕璟外任，璟皆以“御史中丞非军国大事不当出使，恐不乖朝廷故事，请不奉制”。对此，武后亦无可奈何。

——摘编自储考山、何平立、来可泓《中国政治制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