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乔治一世在英国统治了13年。但乔治一世不会说英语，又不熟悉英国的政风民情，便放手让英国大臣代他去料理国事，自己什么也不管。1727年，他的儿子乔治二世继承王位，和他的父亲一样对英国事务不感兴趣。大臣们有事不再找国王，而是自己先商定对策，然后再提交国王认可。两个乔治由此摆脱了许多琐事，但内阁在议会多数的支持下执掌政务的做法却牢固地确立起来，今后有人再想改变就很因难了。英国责任内阁制由此形成，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摘编自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

材料二   第三共和国的多党制党派林立，纷争激烈，使政治制度呈现出不稳定性。从1870年到1940年，第三共和国一共更换了108届内阁，每届内阁平均延续时间约8个月，而英国在1801年到1937年几乎两倍于第三共和国的时间里，仅更换了44届内阁，每届内阁平均延续时间为3年零1个月。有人把法国内阁更替的过程称为"重新粉刷，在英国，当议会通过对内阁的不信任案后，内阁有权提请国家元首解散议会，进行改选，而内阁对议会的这种牵制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是不存在的。

——摘编自沈坚《试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治制度中的稳定因素》

材料一 英国政党之间的首次重大妥协与合作发生在1688年。1688年政变凸显了政党作用，以后历届国王不再漠视政党存在，屡加重用。在17~18世纪的英国政界，政治宽容成为反复出现的政策。通常，他们必须承认地方选区的投票结果，允准政敌出席议会，行使辩论投票结派批评政府的权利。这种“给出路、留后路”的做派逐渐构成了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的‘准对等”的关系，营造了政党之间的政治宽容。19世纪责任内阁制确立后，英国统治阶级政党宽容关系达到了平稳协调的地步，甚至性格强硬的自由党党魁格莱斯顿与其强硬对手迪斯累里为“爱尔兰自治案”进行马拉松辩论时，两党其他要人和前排议员都能互相尊重，以礼相待。19世纪前期，英国执政党常将政党问题提高到宪政的高度，在国家治理、政治和谐的高度上作法律层面的论证，承认反对党与执政党在国家治理方面互依共.存的“对等伙伴关系”。

——摘编自阎照祥《近代英国上层党派关系宽容化摭论》

材料二 民国初年，除了同盟会、共和党、进步党等少数党派有粗略的政纲外，绝大多数政党没有成文政纲，甚至根本就没有政纲。即使有政纲的党，它们的政纲也很不鲜明很不健全，缺少号召力，甚至彼此雷同。这使得各个政党因缺乏鲜明而独特的个性而无法反映中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与政治诉求，并且必然会使民初政党政治的运作成为缺乏基础的无本之木。政治上各政党不能平心静气商议国事，而是互相攻击，甚至彼此斗殴。这种缺乏妥协意识和政治原则的党争，忽略和耽搁了重要的政治事务，损害了议会制和政党政治，进而使政局变得更加纷乱，使人们对政党政治大为失望。各省还时常发生革命党人仇杀立宪党人，或者北京民国政府和立宪党人仇杀同盟会员的惨事，熟知政坛内幕的梁启超批评当时各党“以突灭他党为唯一之能事，很鸷卑劣之手段无所不能至”。各政党均只重视走上层路线，拉拢社会名流和中央、地方的实权派人物入党，而把那些终日劳作的亿万民众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选举时，各政党都把贿选作为一项不可缺少的手段，肆无忌惮地操纵选举，愚弄民众。

——摘编自徐昌义《民初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失败原因探析》

材料一   “官有正条，民有私约”，清代官府以告示传达国家政令，而基层社会或者主动向官府申请颁发告示，授权维护特定人群、宗族、村庄的基本利益，或者根据国家政令、律例精神，自行制定各种规约、禁令，官府意志与民众利益在无形中达成一致。基层民众除利用官方告示维护地方秩序之外，还根据特定需要，制定宗族或村庄等组织的规约、禁令，这些规约、禁令涉及地方社会生产、治安、教化等诸多领域，并与官府告示相呼应，成为协助官府实施地方治理的重要因素。

——据王洪兵《清代告示与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整理

材料二   在近代早期的英国，食物不足乃至饥荒频繁发生，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存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在中央政府举措之外，身为社会精英和地方统治者的乡绅阶层，积极探索救荒知识，依托印刷术的发展和统治者的支持，通过书面和口头传播等方式，对当时和之后的英国社会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地方乡绅还开展济贫实践、解决司法纷争、推动地方教育发展、改良农业技术等。近代早期英国政府加强了对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干预，但各种法规的执行，如确立学徒制、调控工资、实施济贫法等，都需要依靠地方治安法官的配合。而且地方乡绅通过请愿、汇报、在议会中提案等方式，能够影响到一些政策的制定和更改。可以说，近代早期英国乡绅在整个国家治理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冯雅琼《近代早期英国救荒知识的产生及传播——以乡绅为主体的考察》

材料一   1871—1914年，欧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社会领域进行了广泛的调整。以英国为例，当政者通过改革扩大了民主范围，缓解了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除俄国外，欧美其他国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民主。为了应付社会生活的复杂化所带来的新问题，英美两国都进行了文官制度改革，美国还开展了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或加强官僚制度。1871年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领域内也进行了调整。比如英国，它在1870年以前实行的是经济上的放任政策，随着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加剧，统治集团改变了过去的自由放任政策，开始对社会生活进行干预。美法德诸国也推行工人福利政策，尽管背景因国而异，但无一例外，这些国家的劳工立法都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实施的。

——摘编自刘祚昌《1871—1914年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社会调整》

材料二   到1900年，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以提及“世界文明”。尽管所有国家在语言、文化和社会实践等方面还保持着相当大的差异，但都不由自主地被拖入一个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之中。政治和经济的现代性的标志，如现代科学、机械工业、现代交通、工业组织等，无论在何处都非常相似。但并非各个民族都能以平等关系参与这场全球性发展，欧洲人攫取了最大的利益。在其他地方，部落社会及固有的旧文化开始土崩瓦解。科学的思想到处改变着旧有的思想方法，就像当年在欧洲发生过的那样。

——摘编自（美）乔·科尔顿   劳埃德·克莱默《现代世界史：1870年起》

材料一   中世纪的欧洲，以王室特许状的方式对一些新技艺、新行业进行保护，此即专利的最早表现形式。13世纪英国经济落后欧洲大陆，议会掌握征税权，王室无法随意增加税赋额度和种类。英国王室为了尽快赶上富裕的欧洲大陆国家，允许外来新教移民在向国王交纳一定金钱的前提下，获得某一行业或产品单独经营的权利。

航海贸易促进英国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人们发现技术进步所创造的财富在社会总财富中所占的比例明显上升，人们开始注重保护自己的先进技术，促进了现代专利意识的产生。17世纪以来，自然权利说将专利解释为发明人的法律权利而不是王室恩惠的特权，为了给专利确认为法定权利提供理论基础。1623年英国下院通过了《专利法规》规定发明专利的主体、客体、取得专利的条件、专利的有效期限以及宣告专利无效的条件。这是近代专利制度的开端。

——摘编自邹琳《英国的专利制度发展史》

材料二   鸦片战争，西方坚船利炮所向披靡，先进中国人意识到技术发明的重要性，第一次引进了“专利”概念。1882年上海织布局获得“十年设厂垄断专利权”，揭开了专利实践的序幕。1898年，光绪帝下诏“各省士民、著有新书及创建新法制成新器，果系堪资要用者，允宜奖赏，以为之劝，或量其才能授以实职，或锡之章服表以殊荣。所制之器，颁给执照，酌定年限，准其专利售卖”。清末新政，清政府制定了《振兴工艺给奖章程》，提出“兴专利以振百工”、“与洋商争利”、“挽回利权”.....但对如何定义专利、专利期限、专利审核程序等没有任何细则规定。专利制度在近代中国经历了一个与传统体制艰难融合的变迁历程。

——摘编自刘秀平《近代中国专利制度的历史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