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荷兰商人资本崛起于波罗的海，成长于地中海，兴盛于海外殖民地。16、17世纪，荷兰商人资本逐步主宰了波罗的海的贸易，并使之成为荷兰的“母体贸易”。此后荷兰商人资本大肆抢占威尼斯、热那亚“富源贸易”市场份额，运用自己的海上优势，逐渐控制了地中海世界的转运贸易。17世纪初，荷兰商人紧随葡萄牙、西班牙的海外扩张步伐，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上开辟新的贸易路线，并先后创建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荷兰商业体系扩展到东西印度，把全球贸易中具有战略意义的物资如白银、香料控制在自己手中。荷兰人发展出近代的信贷、金融、薄记体系，把阿姆斯特丹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意义的资本市场。到17世纪中叶，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新的国际转运贸易中心与货币金融中心。
——摘编自罗翠芳《荷兰商人资本探微一兼谈西欧商人资本》
材料二 1925—1933年，经上海港完成的外贸进出口货值平均占全国港口的55%，国内贸易货值平均占全国港口的38%。1933年仅上海30人以上的工厂已达3485家，占全国12个大城市总数的36%，资本总值为19087万元，占全国12个大城市总资本额的60%。近代上海确立了其在全国棉纺织业、面粉加工业等多种轻纺工业的统治地位。
——摘编自张忡礼主编《城市进步、企业发展和中国现代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7世纪中叶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国际转运贸易中心与货币金融中心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上海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上海和阿姆斯特丹这两座城市的发展所体现的不同时代特征。
材料一 《周礼》是现存最早系统阐述司关制度的文献。“司关，掌国货之节，以联门市。司货贿之出入者，掌其治禁与其征廛。”同时，西周分封制奠定了中国古代藩属体制的雏形。其后藩属体制历经两汉而确立，盛唐和明朝的弦化，至清朝而达到完备。为了管理不同地区间的交往，中国古代中央王朝在地区水陆关津要地、中原和边疆交往要道、古代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关隘之处，设立过多种类型的税关组织。随着唐宋商品经济发展和商业革命以来，中唐以降关津的政治军事色彩日趋淡薄，原先设险守固的禁防，演变成为中央垂直课收商利的税关，财政经济开始居重。"凡天下水陆衢会舟车之所、福辏商旅之所，聚集设关，置尹掌其治禁，以安行旅，以通货贿，以佐国家经费”。
材料二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宗藩体制逐渐瓦解，口岸和海关的设置、管理均被纳入条约体系之下。一方面沿海、沿边、沿江地区近代海关不断扩展，另一方面固有的国内常关因从中华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国内市场统一等需要而日遭诟病。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外声明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与列强签订关税自主新约，对内统一财政，实行裁厘。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统税，其收入逐渐超过厘金和常关税。在此前提下，1931年，为民族经济服务的中国近代化海关体系终于完全建立起来。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姚永超《论中国海关的起源、布局与体系演变》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税关体系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以来中国税关体系的变化，并简析其意义。
材料一：宋政府在可以设司获利的港口设了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负责对舶船运来的诸国物货进行征税，叫做"抽解"。抽解商品分为粗、细两类。就抽解的比例来看，从北宋淳化二年到宋神宗熙宁初年，市舶司的抽分是下降的，从宋徽宗以来到南宋时国家财政恶化，市舶税率逐渐上升。
——摘编自杨文新《宋代市舶司研究》;王兴文《宋代市舶关税的抽解制度及其经济地位》等
材料二：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了协定关税制度。中英《天津条约》规定：英国对中国出口商品，缴纳5%的关税和2．5%的子口税。1861年总理衙门统辖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在中国确立并合法执行，协定关税和外籍税务司制度为晚清殖民贸易提供了便利。
——摘编自胡公启《晚清关税制度与对外贸易关系研究》
材料三：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的平均关税为52．9%,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维持高关税税率。改革开放以来，不断降低税率，但是到1992年，我国关税的算术平均税率仍然高达47．2%。1992年后，开始自主降低关税。1996年11月，APEC第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国宣布：“将在2000年把关税总水平降低至15%左右”。2001年1月1日，中国关税降至15．3%。从2002年起，我国开始履行为加入WTO而承诺的关税降税义务，到2011年将关税总水平降至9．8%。
——摘编自杨瑞《新中国关税政策的变迁及其经济效益的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关税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说明晚清丧失关税主权的表现与危害。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就新中国成立以来关税税率的变化进行分期，并指出变化的主要原因。
城市是经济活动的中心，是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材料一 19世纪中后期，伦敦持续发展的同时，英国各地方城市也迅速崛起。许多新城市并不是在原有的封建城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在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工业村庄和工矿区发展起来的，特别是矿业资源丰富的城镇、工矿区，借助便捷的运河、港口、铁路的交通优势，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大批无家可归的农民产业工人。城市的繁荣则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商品批发、运输业、仓储、旅店等商贸服务业，信贷业务也发展起来。同时，大量失业工人生活居住条件恶化，死亡率上升，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污染严重。
——摘编自马先标《英国城市化发展的特征与启示》等
材料二 中国城市由传统城市走向近代是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的，一批有别于传统封建市镇的近代城市首先在通商口岸崛起。通商贸易成为开埠城市的经济主体，城市商业得到发展，洋行大量出现。兴办近代工业使中国城市化发展加快。这些城市通过强行建立租界等手段，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新的技术、城市建设与管理、文化样式及价值观移植嫁接到传统城市之中，从而使这些城市走出乡村社会及文化的包围而开始了艰难的近代之旅。
——摘编自侯蕊玲《论中国近代城市产生发展的几个特点》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英国近代城市发展的表现。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英国城市病出现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特点。
材料一 1825年，英国爆发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经济危机。不断扩大商品市场、增加廉价原料供应，成了英国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生死攸关的问题。英国国内旧的保护关税的制度问题则日益凸显起来。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在此书中，他尖锐地抨击了重商主义的保护政策，提出以“自由贸易”来代替以前的商业竞争。1852年，“国会以468票对53票正式通过自由贸易原则”。同年，免除关税的货物达123种，以后15年，除茶、酒、可可外，其余关税一律免除。
——摘编自李自更《试论英国自由贸易政策》
材料二 西方列强对我国进口税规定了“值百抽五”的统一低税率，在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物价上涨，“值百抽五”的税率虽经四度修订，但实际税率仍未达到3%，即使在1901年《辛丑条约》对税则进行修订后的最初几年里，也从未超过4%。同时，极低的子口半税（注：也称为子口税，是近代中国对洋商征收的一种内地关税）也是我国低关税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津条约》中的子口税制度规定，外国商品除了在输入中国时享受不变的低关税特权以外，从1858年起，还可以缴纳2.5%的子口税后，随意输往中国各地，不再负担任何征课。
——摘编自冯杨《低关税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英国确立自由贸易原则的原因及其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近代低关税对中外经济发展的影响。
6 .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屈辱和深重的灾难。从此，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外患接踵而至，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破坏。中国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材料二 美国学者杰明·艾尔曼说：“（鸦片战争）对中国国内影响不是太大。只限于广东一带。”
材料三 据史料记载：清政府把鸦片战争定性为“地方性事件”。时人称：和议之后，大有雨过忘雷之意。
（1）根据材料一、二、三，概括材料中有关鸦片战争影响的观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上述材料中有关鸦片战争影响的观点。
材料一 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说：“同鸦片贸易比较起来，奴隶贸易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摧残非洲人的肉体，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没有腐蚀他们的思想，没有扼杀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精神世界以后，还折磨他的肉体。”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材料二 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败的情景，在一些有识之士的著述中，在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中都有鲜明的反映。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通过对贾府败落的描绘，称之为“末世”；而龚自珍在他的文章中则叫做“衰世”，他对清朝封建专制制度下出现的死气沉沉的政治局面表示不满：“九州风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李侃等《中国近代史》
材料三 《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资产阶级兴奋得“好像全都发了疯似的”……但没过多久，英国下院一个调查中英贸易状况的委员会的报告承认：“近年来同这个国家的贸易处于十分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1846年以后，英国对华的商品输出开始大幅下降，每年停留在150万英镑左右。西方资产阶级又把商品滞销的原因归咎于中国的门户开放不够。
——李侃等《中国近代史》
请回答：
（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英之间爆发战争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
（2）依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龚自珍所处时代，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是什么？根据所学知识，从政治制度、经济、思想层面概括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失败的原因。
（3）依据材料三，归纳英方分析的英国商品滞销在华滞销原因。为解决问题，英国的对策是什么？
材料 两个庚子年，一段屈辱史。1840年和1900年，这两个庚子年间的六十年，是一段不堪 回首的历史。六十年中，列强相继发动了四次以上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清政府一败再败，前一次创伤未愈，后一回屠戮旋踵。坚船利炮的打击和胁迫，让这个政府一次次以灵魂为代价，以求得肉体的苟安。它们，用血泪写成，用屈辱风干。它们，拧成了一道道绳索，套在了中华民族的脖颈上，愈挣扎，便勒得愈紧。
——摘编自赵彦《晚清那些年：一个民族的创伤记忆》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两个庚子年”间列强对中国发动的大规模侵略战争及不平等条约(至少三个)，并说明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明清之际的中华帝国国力强盛，传教士不能“一手拿十字架，一手拿宝剑”，凭借坚船利炮进行文化渗透，而必须采用适应中国国情的适应性策略。1582年利玛窦到肇庆后，极力结交广州提督、肇庆知府等明朝官僚及中国的士大夫，向他们赠献日晷、自鸣钟、地图等“方物”，并与徐光启等人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同文指算》《泰西水法》等西方科学译著。以扩大自己的影响，方便传教。耶稣会士明白想楔入中国社会，必须适应中国习俗，为此他们“习华言，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很多传教士在意识到士大夫阶层在中国的重要性后，为自己取具有中国韵味的名字，并改穿儒服，以“西儒”形象优游于士大夫群中。在传教同时，罗明坚和利玛窦合编的《葡汉辞典》，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著《大中国志》，为西方人理解中国，尤其是学习中国语言提供了理论前提。
——摘编自《略论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之成因”》
材料二 近代以来，中国饱受西方列强武力侵略，《望厦条约》《北京条约》中关于允许外国来华传教的条款，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依据。一些传教士鼓吹对华发动武装侵略、干涉中国内政，激起国人对基督教的仇恨和排斥，各种教案频频发生。传教士采取了多种活动改善基督教在国人心中的形象。在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中都有传教士的影子。传教士在中国大力创办文化事业，在19世纪后半叶，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了约170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1840-1919年间，基督教传教士大约创办了5000所教会学校。西方传教士还积极参与中国的赈灾活动。李提摩太曾说：“（赈灾活动后）一些国人对传教士的称呼从“洋鬼子’转变为‘洋大人’，这体现了一部分国人已经在外国传教士所给予的‘恩惠’中被潜移默化地改变了。”
——摘编自《近代中国基督教传播原因初探》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末清初传教士在华活动的主要特征。
（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与明末清初相比，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在华活动的主要变化。评析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
材料一 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呈现出“沉沦”到“上升”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走出了一条“U”字形路线。在近代中国历史的前期，其基本特征是“沉沦”；近代中国历史的后期，基本特征是“上升”。在“沉沦”与“上升”中间有一个过渡期（1901年到1920年），就是“沉沦”的谷底、“上升”的起始时期。
材料二 但是，正像黑暗过了是光明一样，中国历史发展在谷底时期出现了向上的转机。……从这时候起（注：指1920年前后），中国社会内部发展明显呈现上升趋势，中国人民民族觉醒和阶级觉醒的步伐明显加快了。在这以前，中国社会也有不自觉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有改革派的主张和呐喊，但相对于社会的主要发展趋势而言，不占优势；在这以后，帝国主义的侵略还有加重的趋势（如日本侵华），但人民的觉醒，革命力量的奋斗，已经可以扭转“沉沦”，中国社会的积极向上一面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了。
——以上材料均整理自《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沦”与“上升”诸问题》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简述近代中国前期“沉沦”的过程。“过渡期”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上升”做了怎样的准备？
（2）根据材料二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的史实，说明觉醒后的中国人民在扭转“沉沦”方面取得的伟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