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重商主义原则极大地助长了英国人增强海洋霸权的欲望和信心，加快了构建重商帝国的步伐。英国先后于1651年和1660年两次颁布《航海条例》，使得英国确立重商主义理念，对外贸易得到发展，海上实力逐步增强。英国对荷战争的最初目标是打击荷兰的海外贸易，但是战争的结果却使它逐渐赢得了大西洋、波罗的海、地中海和加勒比海的制海权。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工业得到迅速发展，使其能在对外贸易中立于不败之地。庞大的海外殖民地和海外市场为英国工业经济实力增强奠定了基础，进而为其增加军费投入、提升军备水平、发展具有全球辐射能力的海军舰队提供了充足保障，便于英国掌握最大限度的制海权。在此助推下，英国海洋实力大为增强，其主导的国际秩序逐步确立。

——摘编自张景全、吴昊《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转变》

材料二   鸦片战争前后，国内有识之士编译出版的一些著作已经开始涉及海防问题。但译著整体还停留在“编译”阶段，即将西方国家的报刊著作进行摘录、改编和翻译。译员主要是来华西方传教士、中国官员以及幕僚，阅读群体也限于政府及军事机构的主要决策人和部分知识分子。当时还没有专门的海防著作翻译出版，覆盖面和影响力都比较有限。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清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天津机器局、江南水师学堂等官办机构事实上成为了中国最早的军事研究机构，他们延揽中外人才，筛选有代表性和实用性的西方海防著作进行译介，服务于清政府海防建设的需要。1886年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机构翻译出版了《英国水师考》《法国水师考》《美国水师考》《德国海军条议》和《俄国水师考》等多部重要著作，使得国人对于世界海军发展的主要动向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摘编自张瑞嵘、龙心刚《海洋强国梦的先声：晚清西方海防著作译介研究》

材料一 1840年之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一方面是晚清王朝死守“闭关锁国”政策的恶果,另一方面也迫使中国由“朝贡体系”向“条约体系”转变,中国外交体制开始了近代化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是近代中国逐渐调整、变通、改革传统外交观念，接受、适应与运用西欧国际观的历史变迁过程。在这一转变中,一方面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加深,民族危机愈发严重;另一方面,随着“朝贡体系”瓦解,清政府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逐渐频繁,对外认识也愈发加深,外交观念亦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外交政策更加务实,乃至出现了专职的外交机构,这一切都适应了时代的发展潮流。

——摘编自王琦 李翔《晚清中国外交体制变化发展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里,为应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威胁,中国政府及时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通过与苏联的结盟和争取广大“中间地带”来维护新中国政权的政治安全,并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建交过程中把“一个中国”原则作为基本前提和国际合作的政治基础。1979年以来,中国外交任务转变为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为此,中国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关系。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由之前的侧重政治上的互利变为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把维护国家利益作为维护国际利益的前提和首要任务。为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确定了“大融入”的战略取向,把“入关”和“入世”作为最重要的外交任务之一。十八大以来,面对新形势，中国外交开始注重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全球治理平衡相结合。

——摘编自郭树勇《试论70年来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特点》

材料一   唐代，来广州进行贸易的国家数以百计，常年在广州居住的外国人有10多万；当时的广州通海夷道”全程14000多公里，经过30多个国家，航线一直延伸到红海，可以说，广州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和世界东方大港。通过“广州通海夷道”，外国使节、商人、学者、留学生、僧侣纷至沓来。为了招徠外商，发展外贸，增加经济收入，唐朝政府在广州设置市舶机构专门管理对外贸易。在外国人聚居的“蕃坊”设蕃长一人，由外国人担任，管理蕃坊外国人的事务，招邀外商来华互市，发展外贸。古代广州的对外贸易，对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明显的作用。它有着“千年通有无，万里扬中华”的光辉记录。

——据陈柏坚《略论古代广州外贸的对外开放》等整理

材料二   鸦片战争前夕至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对外贸易争论，主要围绕是否应该开放对外易的问题而展开。《南京条约》等签订后，讨论这个问题对清政府似乎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但是，被迫开放的消极情结会左右清政府的外贸政策，影响到政府和商民在外贸实践中的效。中国传统的消费观念崇俭黜奢，土地的原生物加上盐、铁等即可保证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而对满足最基本的生产生活之外的大部分物品的消费皆被视作奢侈而遭贬斥。欧美输入的工业制成品恰好属于如此定义的奢侈品之列。这样，交换“奇技淫巧”的洋货的外贸势必与传统观念相冲突。

——摘编自袁明照、郭丙合《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思想》

材料一 宋代的经济、文化发达，手工业和商业空前繁荣，古代的科学技术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反映在出版事业上，就是图书出版业的繁荣。宋代的书籍装订，已由卷轴形式过渡到装订成册的册叶形式且已经十分完备，并普遍推广全国各地。宋代出版的书籍种类繁多，数量很大。不仅经、史、子、集四部皆备，农、桑、医、算等专著以及法律、地理、建筑等类书籍大量出版，卷帙浩繁的佛藏、道藏多次上版刻印，而且还出版了数以千卷计的大型类书。刻书机构遍及各地，不仅中央政府设有专门的刻书机构如国子监、崇文院，而且地方政府也都刻印大量书籍，同时私人也纷纷刻书，出现了大量私人开设的书铺刻书出售。虽然这时已经出现了活字印刷，但宋代书籍大都仍采用雕版印刷，这些书不仅印制精美，富有艺术性外，而且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因为它们是很多书籍的祖本，自然成为研究历史和其他考据的早期版本依据。

——摘编自黄镇伟《中国编辑出版史》

材料二 鸦片战争之后，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凸版印刷术、平板印刷术以及凹版印刷术使得我国的印刷技术实现了从手工到机械的跨越。出版物也由之前的以线装为主逐步演化到平装、精装为主的图书形制。中国的传统出版向来是以经史子集为主体，随着鸦片战争后国门被迫打开，中西方的接触也日渐频繁，中国的有志之士开始广泛地了解和移植西方文化思想，并翻译出版了大量的西方图书，这就使得中国的出版物内容加入了新鲜的血液，各种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等新学科随之出现。另外出版观念的变革以及出版机构和管理的革新，都曾为中国传统出版向近代出版的转变添砖加瓦。

——摘编自陈力《中国图书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