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忻口是保卫太原的战略要地。1937年9月，日军开始分路向晋北进攻，并将前进矛头指向平型关。国民党阎锡山急令所部在平型关布防。八路军由陕西来援，于9月19日抵达平型关右侧。国共两党军队商定，国民党军队主力在平型关正面阻敌前进，八路军第115师抄袭敌后，晋绥军第71师由团城口出击，共歼敌于平型关前。19日夜，八路军129师第769团歼灭日军100余人、烧毁敌机24架，取得了阳明堡机场夜袭战的完全胜利，极大支援了国民党守军的忻口防御作战。9月25日，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9月28日，大同之敌南下，截断平型关后路，平型关守军乃被迫后撤。但由于阎锡山忽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加强娘子关方向防御的建议，以致10月26日娘子关被日军攻占，对忻口的中国守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战局急转直下。11月2日，坚守阵地23天之久的中国守军不得已从忻口撤退，太原随即沦陷。

——摘编自刘存善《忻口战役始末》

材料一   1189年，恭王赵惇继任南宋皇帝，恭州改名为"重庆府"。处于两江交汇的重庆成为抵抗蒙军南下的重镇，延续了南宋王朝的统治。到明清时期，重庆发展为四川和西南最重要的商埠城市，川江上游各地商品汇集于此外运全国，而下游各地商品又溯江而上汇集重庆，再转运上游地区。重庆黄葛古道是重庆通往云南、贵州等地的一条陆上重要通道，是历代川黔商贾的必经之路。明清时期重庆的发展为以后重庆城市的近代化和商业中心地位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摘编自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重庆历史》

材料二   1939年1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下简称南方局）在重庆成立。"皖南事变"发生后，南方局与国民党当局正面交涉的同时，将“皖南事变”真相公诸于众，迫使国民党最高当局作出“以后绝无剿共之军事”的承诺。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等人常去民盟机关“特国”，积极支持科技界、工商界代表人士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南方局利用《新华日报》等舆论阵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对时局的主张，推动重庆进步文化界陆续创作和上演进步话剧242台，使以"抗战、团结、民主”为旗帜的抗战进步文化成为大后方文化的主流。南方局还积极与各国外交使团和国际友好人士接触，促成了1944年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和美军观察组实地考察延安。

——摘编自蔡律《战斗在国统区心脏的南方局》

材料三   重庆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旧址、“中美合作所”重庆集中营旧批、刘伯承故居、重庆黄山抗战旧址群、宝顶山摩崖造像、钓鱼城遗址等55处；重庆主城有中国三峡博物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三峡移民纪念馆等5座一级历史博物馆。其中，中国三峡博物馆的陈列品展示了巴渝文化、三峡文化、革命文化、抗战文化和移民文化等。2021年，中国三峡博物馆接待量超过15万人。

——摘编自《重庆日报》

材料   通识教育也称通才教育，不以培养专门人才为目的，而以培养具有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为旨归。抗战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经过转迁，在云南落脚，合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在课程设置上，西南联大贯彻通识教育思想，采用学分学年制、必修、选修三者合一的方式。大一不分院系，注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训练，“目的在使学生勿囿于一途，而得旁涉他门”。国民政府教育部曾试图以“部订”的意志统一各公私立大学的课程设置，西南联大提出了相反主张，认为“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联大所开课程涵盖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三大门类，注重学科交叉，强调“文理渗透”。课程设置强制性与合理性统一，既有面向全校的共同必修课，也有大量的选修课。只要符合规定，化学系学生选修《杂剧与传奇》,物理系学生选修《元曲选》等，在当时都不算稀奇；加之宽松的旁听制，学生对课程选习尤为充裕。西南联大的通识教育课程效果非常显著，为莘莘学子贯通宏观知识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了保障课程实施有方，联大还建立了强大的师资队伍，汇聚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课程具有很大的竞争性和吸引力。

——摘编自朱俊《简析西南联大通识教育课程设置品质及其现代意义》

材料   全面抗战之前，正值日本侵略华北，步步紧逼之时、国内舆论界曾有一种论调，“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力，既已荡然无存，不待外侮之来，国家固已濒于精神幻灭之域”。针对此1934年10月，鲁迅发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文中说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摘编自李金铮、邓红《从五部日记看卢沟桥事变后中国主流知识精英之反应》

材料一 面对甲午战败惨痛的现实，康有为明确指出，国与国的竞争，实际上是民与民的竞争，强国是因为其国民关心国家，勇于担负国民的责任和义务，弱国则相反。在梁启超看来，现代“国民”是“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的国家主人，是以“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为思想基础，具有“爱国心”“社会公德”“权利思想”“义务思想”及“政治能力”的权利主体，有责任有义务关心国家前途，推动国家进步。严复认为，要像西方文化所表现出来的那样“黜伪而崇真”与“屈私以为公”，而最根本的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精神。

——摘编自叶瑞昕《从臣民到国民：晚清救亡危局中的国民道德谱系建构》

材料二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积极建构国民道德谱系。在北平、上海等地求学的商城籍青年学生在全国抗日热忱的影响下，积极参与各种抗日救亡团体。1938年6月，金山、王莹率领“抗演二队”20余人来到商城县进行抗日救亡宣传。1938年6月下旬，根据中共豫东南特委决定，由青年军团商城队组成中共商城县工作委员会。随着商城县抗日救亡运动的广泛开展，该县中共党组织也不断发展壮大。当地士绅顾敬之起初只允许具有“军方背景”的“青年军团商城队”进入其统治的辖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青年军团商城队”利用这种优势深入辖区，一方面向辖区民众进行抗日宣传，一方面做顾敬之的统战工作。顾敬之在这种形势下也表示赞成团结抗日。

——摘编自周斌陈杰《抗战初期多元主体参与的地方抗日救亡运动》

材料1937年8月25日，陕甘宁边区党委员会决定把原边区赤卫军改名为抗日自卫军，它是半军事性质的群众武装组织。1937年10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保安司令部公布《陕甘宁边区抗日自卫军组织条例》，动员年龄在18岁以上至45岁以下身体强健的边区劳动公民，自愿加入抗日自卫军。其中规定了抗日自卫军性质、任务、编制、武器、干部选任等方面的内容。边区抗日自卫军的编制以地理接近的各村庄为基础，编为班、排、连、营建制。

到了1945年，基干自卫军扩大到3万人，普通自卫军发展到25万人。抗日自卫军积极配合八路军留守军团、边区保安部队消灭土匪、汉奸，严密监视不良分子；从事警戒工作，检查行人，严防汉奸、敌特的阴谋活动；配合主力部队保护边区河防，抵抗日军等。同时，边区的抗日自卫军也参加生产，自给自足，并时常打击从事不法经济活动的分子。

——摘编自盛开放、张雪梅《刍议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抗日自卫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