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两汉时期，皇帝对丞相待之以礼。丞相谒见皇帝时，皇帝起立，赐丞相座。丞相病了，皇帝还要亲自去探视。隋唐时期的宰相大臣上朝奏事也有座位。但到宋朝，宰相只能站着同皇帝议事。据说是宋太祖改变这一做法的，有一天，宰相范质等人向宋太祖奏事，开始时，大臣们还坐着，宋太祖称自己眼睛昏花看不清，让大臣们近前指给他看。等范质等人回到原处，座位已被撤掉。此后宰相大臣就只好站在皇帝面前议事了。明代自朱元璋起，明文规定“大朝议”须“众官皆跪”。清朝的官僚上朝,跪地时间特别长，以至于大臣们都备有特别的护膝。

材料二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法院以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分别任命之法官组织之。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材料一   新中国制宪权的正当性，集中表现在作为制宪权主体的人民获得国家政权的事实。新中国的民主内涵首先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进而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等各方面事务。作为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的制定者们承继了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宪法文件，延续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宪法观。一些重大的制度设计还参考了1936年苏联宪法、1953年罗马尼亚宪法等国外经验，并根据本国实际作出慎重选择。

——摘编自韩大元《“五四宪法”的历史地位与时代精神》

材料二   中国民法典编纂工作的进行取决于对法典观念的合理定位，即需要服务于实践的考虑，不宜为了追求体系建构而破坏已经形成的法律体制的基本框架；以服务于司法实务为主要考虑因素，注重提供具体规范；应遵循汇编式、重述式的法典观念。中国的民事立法需要通过法典编纂来实现民事立法的科学化，补充制度缺漏。民法典编纂清晰界定了立法与司法之间的界限，有助于建构合理的中国民法的法源体系。

——摘编自薛军《中国民法典编纂：观念、愿景与思路》

材料一 满清王朝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经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我们恐怕这种支撑行为的本身反要加速其颠覆……显而易见，要想解决这个紧急的问题，清除妨害世界和平的根源，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

——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呼吁》（1904年8月31日）

材料二 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最致命的错误是大大低估了中国民众内部深深蕴藏着的那种无穷无尽的力量，特别是当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关头时那种万众一心的民族凝聚力。日本侵略者眼中看到的只有武器而看不到人。

——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

材料一   资产阶级统治在巩固和完善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民主管理制度，如普选制度、代议制度、政党制度、监督制度、公务员制度、人权保障制度等，它们有的是出于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而制定的，有的是按照“主权在民”的原则制定的，还有的反映了公开、公正、竞争等原则。此外，西方民主政治，按照程序运作，形成了一套十分复杂而又精致的运行机制，包括参与机制、竞争机制、制衡机制、监督机制、法治机制等。虽然民众无法对国家权力实现真正控制，但它在训练公民参政议政素质、形成社会政治生活的规范和秩序、提高国家管理的效率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摘编自陈松林《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借鉴与超越》

材料二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抗日敌后根据地实行过较为广泛的民主政治。在农村，村长是由选民直接选举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选民参与率各村平均超过百分之八十，妇女在选举中的表现也十分踊跃。在整个根据地，不只在政治生活中，在其他方面，在经济、教育、文化生活中也充满着民主精神。来自德国的王安娜女士回忆：根据地政府由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组成。在选举中，为了让目不识丁的贫苦农民行使民主权利，根据地还发明了一种特殊的选举办法——豆选。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谢伟思评论：共产党在根据地“以良好的政制来改进农民的经济状况。农民有了民主的自治、政治意识和权利观念。农民们得以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有了自尊、自信和强烈的团体合作兴趣。普通人民知道了他们是为了这些而战斗。”

——摘编自王建民《根据地的宪政建设》

材料三   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实现了从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治、近代以来照搬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的失败尝试向新型人民民主政治的伟大跨越。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

材料一：（五）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六）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

（十七）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节选自《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年5月1日）

材料二：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

材料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巩固国家政权，对生产资料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制定颁布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架构，经济基础、法律原则、制度框架基本确立并不断发展，中国的民主大厦巍然耸立起来。……党领导人民坚定不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中国的民主》白皮书（2021年12月4日）

材料一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节选）

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参议院对于临时大总统，认为有谋叛行为，得以总员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出席员三分之二以上之可决弹劾之。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临时大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但须提交参议院议决。

实行责任内阁制，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为国务员。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

材料二   “法治”的本质不是“治民”，而是“民治”，是人民当家作主治理国家、行使民主权利的形式和保障；应当把法律看成是人民自己创造出来用来规范自己行为、保障自己权益的社会公约，是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工具，它具有至上的权威。……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政治理……．创造适合中国国情．能够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实现形式。这些与当时国民党的统治制度形成了鲜明对照，反映了人民的意愿并得到人民的拥护。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

材料一   

豆选（版画）李焕民

图片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建设陕甘宁边区以及各个根据地的时候，采用了一种“三三制”的政权模式—也就是说，在政府干部当中，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基层政权由老百姓直接选举产生、在有关当时的一些电影资料中，人们常常能看到这样的画面：一群敦厚、朴实的农民举行“豆选”、几位乡干部背后的条桌上都放着个粗瓷海碗，全村成年村民每人都攥着一颗黄豆、他们有点腼腆，又有点陌生地依次走过乡干部的背后，如果同意谁当村长、乡长，就把豆子放在谁身背后的碗里、最后，由得豆最多的人当选、“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这句上世纪40年代流传于延安地区的民谣，生动再现了陕甘宁边区在艰苦环境下运用“豆选法”进行选举的场景。

——王乐《党史文物的风云岁月：延河岸边的“豆选法”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有两项：一是各项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二是对公民进行社会主义民主的相关教育和公民的民主实践、其中各项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主要指国体、政体、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党内民主制度等的确立。

——张荆红《建国初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评析

材料一   自法家提出“法令由一统”的学说以来，中国古代的皇权一直凌驾于法权之上。黄宗羲将这种专制主义的法律形式称为“一家之法”。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提出了“天下之法”的概念，强调皇帝和贵族都应遵守国家公布的法律，受法律的约束，以防止皇帝随意破坏国家的法制。为此，唐朝统治者制定了许多措施，对以皇帝为首的行政权加以制约。在唐朝皇帝和官吏的思想中，一直存在着君臣应共同遵守“天下之法”的观念，这也为解决皇权和法权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为司法官员审理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

——摘编自郑显文《审判中心主义视域下的唐代司法》

材料二1906年9月2日颁布的中央官制改革上谕规定：刑部著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大理寺著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这24个字意味着中央司法机关要由传统集权体制下的职能混合模式向“分权”体制下职能单一的模式转化。据此，都察院退出司法领域，司法权被划分为司法行政权与司法审判权，集中由法部与大理院行使，传统的司法与行政不分模式为之一变。

——摘编自张从容《晚清中央司法机关的近代转型》

材料三1954年宪法第78条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根据宪法制定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也将审判独立确定为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基本原则。

——摘编自韩大元《论1954年宪法上的审判独立原则》

材料一 1949年，中共中央发布文件，宣布“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下，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要求“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人民的法律、法令”，“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观、法律观”。这一时期，制定了《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大行政区人民委员会组织通则》《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土匪暂行条例》《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土地改革法》等法律。在立法中，大量的苏联法律被引进，当时还聘请了苏联许多法学家来华传授苏联法学。

材料二   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新宪法。1988年，宪法第11条增加“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1993年，宪法第15条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新时期以来，在有关国家组织和国家制度建设、民事和商事、刑事、行政行为和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经济、军事和国防等方面制定了大量法律。特别是经济方面，陆续制定了商标法、会计法、审计法、银行法、保险法、计量法、公司法、外资企业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等。1979～1997年，全国法院工作人员从5.8万人发展到29.2万人。到1996年，全国专门的检察人员发展到15.7万人。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蔡定剑《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