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
——摘编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篇》
材料二 既禁之后﹐百货不通，民生自蹙。……故有四五千斤所造之洋船﹐系维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但能使沿海居民，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耳。
——摘编自《论南洋事宜》
材料三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摘编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根据材料一，指出明朝统治者“宰相既罢"之后为加强专制而建立的政治机构的名称。结合所学，概述该机构不能完全取代宰相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实行海禁政策造成的严重后果。
材料一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便属在所县。”
——《史记·平准书》
材料二 汉武帝时期，开通了陆上“丝绸之路”，陆上对外贸易不断发展。这一时期，从西方传到中国的农产品有芝麻、蚕豆、黄瓜、石榴、核桃、萄葡、胡萝卜、菠菜、大蒜等数十种。由中国传往西方的物品以丝绸和瓷器为主，主要是由安息商人转运从中国来的大量丝绸到欧洲。唐朝对于陆上贸易限制相当严格，在官府监督下进行互市。相反，唐代鼓励海外贸易，唐代海船制造技术称雄世界，海上贸易发达。唐朝在广州一地设有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中国出口商品种类除丝绸外，瓷器、纸张、铜器、铁器、茶叶等都成为大宗贸易商品。西方的历法、数学、医学等伴随着外贸传入中国。
——摘编自李湘《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发展述要》
材料三 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认为：“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经济最先进的地区。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等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代“抑商”的根本目的，归纳汉代“抑商”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代和汉代对外贸易的不同之处，分析唐代海外贸易繁荣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宋代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三个方面超越前代乃至世界的地方。
材料一 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开始走上中国的现代型。第一是中央集权之更加强，第二是社会阶级之更消融。魏、晋以下的门第势力，因公开考试制度之长期继续，已彻底消灭，商业资本难于得势，社会上更无特殊势力之存在。我们若把分裂性及阶级性，认为封建社会之两种主要特征，则宋代社会可说是距离封建形态更远了。然而正为此故，遂使宋代社会，在中国史上，显为最贫弱，最无力。一个中央政府高高地摆在偌大一个广阔而平铺的社会上面，全国各地区，谁也没有力量来推动一切公共应兴应革的事业，像水利兴修，道路交通一到金胡南下，中央政府崩溃，社会上更无力量抵抗或自卫。
——钱穆《国史新论》
材料二 下图为《晚明大变局》一书部分章节目录。
——摘编自樊树志《晚明大变局》
(1)根据材料一，概述宋代“平铺社会”的表现，结合材料及所学分析其形成的原因。
(2)以“晚明大变局”为主题，从上述材料提取两条或两条以上信息，自拟论题，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进行论述。（要求：论题明确，史实清晰，逻辑严密）
材料一 摊丁入亩又称地丁合一，是清朝在一条鞭法的基础上实行的一次重大赋税制度的改革。首先，清政府规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税总额，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然后实行地丁合一，将丁银摊入田亩，征收统一的地丁银。“摊丁入亩”的实行实现了赋役合并的目标，取消了征税的双重标准，人头税基本被废除。这次改革使税负与财产和负担能力挂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一定程度上政变了赋役不均的情况，同时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束缚更加削弱了。
——摘编自杨弦《中国古代赋税制度变迁研究》
材料二 尽管历代的赋税思想大都倾向轻徭薄赋，但在赋税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却经常反其道而行之。其常见规律有三：一是王朝中期暴征律，随着王朝周期性始末兴亡的变化，赋税制度总是初期轻徭薄赋，中期诛求无度，结果“民力殚残”。二是官员层层加码律。百姓承担的赋役捐税的名目和数量，常常会由官吏机构由上向下逐级递增，层层加码。南宋文学家杨万里曾沉痛地叙述到，百姓“破家子”的最终根源，其实就是各级官吏的统治威势，这种威势必然导致官吏们层层加派的恶税制度。三是非法转正律。中国古代皇权统治下的赋役所支撑的是一个庞大的权力体系，皇帝和各级官吏不断生出赋役的名目，苛捐杂税常常会超越国家正税而成为赋税的主要部分。
——摘编自李郁《中西古代赋税制度的两重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摊丁入亩制度的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指出中国古代赋税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危害。
材料一 市镇到南宋时普遍呈现出兴盛的景象。临安城郊的市镇“商贾骈集,物货辐萃”,江阴的江夏市“商船倭舶,岁常辐辏”,嘉兴的濮院市“机杼之利,日生万金”。在南宋江南那些繁荣的市镇中,已初步形成像州县城市那样的市区。如吉州的永和镇“辟坊巷六街三市”,平江府的平望镇“邸肆间列”。
——摘编自陈国灿《略论南宋时期江南市镇的社会形态》
材料二 市镇，亦称市集、墟、场，往往在多个村庄的中心地带。明正德年间松江府青浦县的朱家角“商贾凑聚，贸易花布，为今巨镇”。在江南地区，史载“鬻诸双林镇，为织包头纱之用”。在17世纪，仅荷兰东印度公司就运出景德镇等中国瓷器1600万件。制瓷业的发展不仅带来巨额的利润，也带来了更多的自由雇工。
——摘编自林家豪《明代工商业城镇的形成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
(1)根据材料一,归纳南宋时期市镇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南宋市镇兴盛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后期江南工商业市镇的特点。
材料 中国古代的农业划分为六个发展阶段：第一，新石器时代，农业技术的萌芽时期。中国农业大约起源于一万年前，农业的产生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夏、商、周，农业技术的初步形成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发明了金属冶炼技术，青铜农具开始应用于农业生产，水利工程开始兴建，农业技术有了初步的发展。第三，春秋战国，精耕细作的发展时期。这是中国社会大变革和科技文化大发展时期，冶铁技术的发明标志着新的生产力登上历史舞台，铁农具和畜力的利用，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第四，秦、汉至南北朝，北方旱地精耕细作技术的成熟时期。耕、耙、耱配套技术形成，多种大型复杂的农具先后发明并应用。第五，隋、唐、宋、元，南方水田精耕细作的形成时期。经济重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南方水田配套技术形成。第六，明朝至清前中期，精耕细作的深入发展时期。农业生产向进一步精耕细作化发展，美洲新大陆的许多作物被引进中国，对中国的农作物结构产生重大的影响，多种经营和多熟种植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
——李济宁《中国古代农业》
请回答：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影响农业发展的要素有哪些？
(2)依据材料，概括中国古代农业的整体特点。
(3)结合材料，简述你对精耕细作的认识。
材料一 先秦的士在我国古代社会的阶级结构中是非常活跃、占有一定历史地位的阶层。西周的士，作为下级奴隶主，也要按血缘亲疏来区别大宗、小宗；当时不仅“士食田”“士竞于教”，而且（士）“大抵皆有职之人矣”，其职责包括“传言”和主察狱讼之事等。春秋以来，士阶层的成分、地位和作用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摘编自詹子庆《先秦士阶层的演变及其历史地位》
材料二 明清之际，士人们开始抛却“君子谋道不谋食”的正统观念，在不抛却士人身份的同时兼营贾业，既享士子之声名，又得商贾之实利。商人中许多人在从贾的余暇，也习儒术，由此出现了所谓的“士商相混”的现象。明清四百年内中国人口增长了四倍多，但科举取士的数额并未相应增加……而明清时期的捐纳制度也成为读书人入仕的一条终南捷径。经商活动使读书人的视野由《四书集注》转向现实生活，实践活动使他们认识了程朱理学中不曾有的东西，于是符合商人利益的思想便应运而生了。
——摘编自谭廷斌《明清“士商相混”现象探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西周士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校“春秋以来，士阶层的成分、地位和作用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清“士商相混”现象出现的原因及对思想领域的影响。
材料一 宋代城市功能由单一的维护封建统治的堡垒功能，日趋走向多样化，它的社会、商业贸易、文化消费等功能日益显露出来。最明显的就是城市生活由原来只为统治集团、贵族官僚服务开始面向下层，面向一般市民生活需求。史载，“今闾阎之卑，倡优之贱，男子服带犀玉，妇人涂饰，尚多僭侈，未合古制”。城市突破了居民区和商业区，中世纪前期的城市管理制度“坊市制”被十分发达的“厢坊制”所取代，到了南宋中叶，不少城市又演变为“隅巷（坊）制”，坊不再是封闭式的居民区，实际上是商业与居住混杂在一起的街区。南方以自然经济区域为范围，以经济发展为驱动力，推动交通、人文方面的发展，形成一个个独具风格和特色的多功能城市，走上了经济型城市的发展道路。正是这场宋代的“城市革命”，推动了封建城市规划的变革，中国城市的发展，开始了多元化的道路。
——摘编自吴刚《中国古代的城市生活》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城市革命”的主要表现。
（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城市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
材料一 元代商税税率较轻，至元七年（1270年），定“三十分取一之制”。宋元时期，制度化的抑商内容已五去其四，仅在专卖制度中有部分保留。“通商”一词在《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中出现的频率陡然增高，仅《宋史》一书，“通商”一词即出现近50次。《金史》《元史》等史籍中，也出现不少“通商贾”“通商惠工”“力墙通商”的记载。在宋元时期的商业政策中，虽然抑商仍未消失，但通商“日益复兴”，通商已深度地参与到国家治理之中，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材料二 “抑末”是明代的一项宏观的国家经济管理政策，主要是平衡各经济部门的关系，驱使游惰之民归于南亩，保证有足够多的人手从事农业生产，维护传统社会的稳定。而国家理性地对待商业，实行“通商”，则主要是为了足边、裕国、便民，解决国家面临的重大难题，具有浓厚的工具理性色彩。在制度层面，商人已享有和庶民同等的政治、经济及日常生活方面的地位和权利，解除了束缚商人近两千年的枉格。不过，也应注意到……文化观念的发展具有相对的滞后性，抑商观念仍会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并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制度与行为也会有不相一致之处，抑商行为当然也不可能立即消失。明万历以后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明富《明代商业政策再认识》
（1）根据材料一，归纳宋元时期“通商‘日益复兴’”的理由。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代“通商”政策的特点。
（3）综合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宋、元、明三代的“通商”政策。
材料一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载，西汉政府组织中，有少府、将作大匠、水街及大司农四个机关，在这四个机关之中，都有各种工官的设置。如在少府属下有考工室、左右司空、东织室、西织室、东园将、尚方等。此外，对于盐、铁、金、铜、木、石、造船、纺织、田器等手工业，都有国营工场，由政府设置各种公官分别管理。
——翦伯赞《秦汉史》
材料二 在15世纪后半期，松江崛起成为工业中心，主要因为耕种者改种棉花，以期有利可图。1433年，棉花明显地成为松江税收中的一个永久性项目，此后更扩展为一种共同的农村副业。1486年，松江知府开始实行把部分税收由实物转为白银，进一步推动棉花成为一种为市场销售而生产的货品。同样的税收刺激亦在华北产生作用：在那里，原棉的生产扩展到足以满足松江商业纺织者不断增长的需求。
——卜正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
（1）依据材料一指出西汉手工业发展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时期的管理手工业的政策。
（2）依据材料二指出松江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