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但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宋朝时的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新航路开辟以后）却对西方社会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1887年，他（严信厚）在宁波北门外湾头，创设了通久源机器轧花厂。初创时，资本五万两，从日本购入蒸汽发动机、锅炉和四十台新式轧花机，雇佣工人三、四百人，并聘用日本工程师和技师。……到1897年，据九月二十一日《中外日报》，该厂“开设有年，生意亦畅，现因新添纺织机器，所有前次所用女工，不敷工作，因此招募女工，……闻近日女工向该厂报名者颇多”，这表明该厂发展较为顺利，以后续有扩大。
——赵世培等编《浙江近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宋朝“商业革命”的主要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897年“该厂发展较为顺利，以后续有扩大”的原因。
材料一 临安府（杭州）是南宋的都城，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商业中心。在宋金战争中，北方人大量南迁，其中不少士民和商贾都集中到杭州，使杭州的人口大增。杭州市场上的各种商品，都来自其他地区，客贩往来，“旁午于道，曾无虚日”。杭州城内，自大街到坊巷，大小店铺连门皆是，“即无虚空之屋”。大街上的买卖昼夜不绝，而且“万物所聚”，交易量很大，珠子市的买卖“动以万数”，尤其兴隆。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隋唐辽宋金卷》
材料二 自明朝中期起，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自海外传入中国，它们不仅单位亩产量大，而且适应性强，旱地、山地等处皆可种植，因此得到广泛传播。烟草、花生等新的经济作物也大致同时引进，进一步丰富了农产品结构。经济作物棉、麻、桑等品种的种植日益广泛，产品大量流入市场。经营地主的出现是明后期农业领域的新现象，他们对农业进行农场式的管理，亲自参与生产过程。明朝后期，在若干手工业部门中出现了使用雇佣劳动进行较大规模工场式生产的经营手段。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宋杭州商业繁盛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中后期经济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 《国语·周语）记述：周定王派人去宋国，此人在途经陈国时，看到那里“野有庾积，场功未毕”的“公田不治”景象。与此相反，一些奴隶主却尽量驱使奴隶从事荒田的开垦，使西周末期以来不在税收之列的私田急剧增加。周简王六年（前580年），晋大夫郤至公然与周王室争鋣田，双方各不相让，最后竟然到晋侯那里打官司。（吕氏春秋.异宝）记载，楚国令尹孙叔教死前告诫儿子，勿受封赏的良田，只取楚、越间的寝丘贫瘠土地，如此可保长有。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
材料二 孟子拥护封建政治之主张，皆略同孔子。孔子欲存姬周以复兴封建；孟子则图于移朝易姓之后，重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之盛世。
——摘编自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当时经济发展呈现出的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孔子与孟子两人关于封建制认识的异同。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孔子、孟子上述认识差异的因素。
材料一：自宋朝开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宋代政府在对农业与商品经济关系的处理上出现了许多与历朝的不同之处。唐朝的“坊市制度”在宋代被取消，此举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重农抑商情况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国家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因而商业的发展只能对统治者有利，而不会影响其统治地位。宋代仍然把农业放在经济发展首位并注意改进农业生产工具，奖励垦荒，因此，至天圣年间（1023～1033年）农业得到很大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手工业的兴旺，造船的发达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这时指南针已普遍用于航海。造纸、雕版印刷、火药均已出现。此外，纺织、制瓷、矿冾等各部门都有显著发展，各业作坊规模之大，超越前代。
——摘编自邓晓影《宋代商业发展与商人地位的提高》
材料二：到了晚明时期，由于玉米和番薯等新的粮食作物的引进和推广，粮食生产有了突破性的发展。由于经济效益可观，种棉和养蚕更是蔚然成风。各地商品的种类比以往更丰富，而这又进一步促使工商业专业市镇的大量兴起。如松江，是明代最著名的棉纺织业中心，有众多手工业专业市镇和商品集散地，其中朱泾镇“四乡盛产棉花，乡人精于纺织，所产标布质地精细”。随着经营范围的扩大、资本的增多、竞争的激烈，开始产生了一批商业集团，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商帮。其中最著名的是徽商，不仅人数多，而且资本雄厚，经营多种行业。在明清之前，人们都以习儒或做官为一生的奋斗目标。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新“四民观”和“工商皆本”思想的出现，许多文人学士也开始加入到从商队伍中，“弃儒就贾”成为当时的风气。但是商业化的发展也进一步刺激了社会的世俗化，社会的商业化使人心趋于机械、变诈，人们唯利是图。
——摘编自陈君齐洋锟《晚明的商业发展与社会变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朝商业繁荣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晚明商业发展的表现及影响。
材料一 魏晋时期的士族阶层格外重视家庭教育,以使本家族在朝代更替、战乱不息的年代里繁衍不衰。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第八》中云:“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目须早教勿失机也。”儿童及早进行教育的好处显而易见，早教主要在家庭中进行，由父母承担教育的职责。父母要把爱护子女和教育子女结合起来，既要循循善诱，又要严加督促。门阈士族多以儒家学说严格教育子女并兼传道家之言。出于立身扬名的需要，士族人家还对子女进行艺能教育，主要是据其家传传统，各有所重，文学、书法、音乐均是其教学内 容。颜之说:“失风化者，自上而行下者也，自先而行后者也。”家中长辈要有意识地为子女创造一个较好的学习环境，因为身教重于言传。情景教学、因势利导等教学手法以情境激发才思，也深受士族家族推崇。
—— 摘编自张承宗、魏向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教育》
材料二 在明清帝王倡导家教“化民成俗”的要求下，在商业和文化并重的地区，徽商“贾而好儒”的习俗氛围，使得一般民众对于子弟的教育颇为重视。为人立世，当以品行为先，正如绩溪商人章策所言:“立品为先，词章为末，务崇实学，勿鹜虚名。”子弟入学前，徽商自觉承担教育子弟的责任，使其具备基本的识字诵读能力，入学后，则与教师密切配合，支持学校教育。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他们还会从培养子弟为商贾所必备的意志顽强、敢于冒险、简朴节约等 素质入手突出训练其长于书算、善于贾道等能力。徽商对子弟自立的要求格外重视，教育子弟自小就要树立靠个人力量谋求生路的志向，不能自立之人，就会破败家业，让先人蒙羞。
—— 摘编自宗韵《明清徽商家庭教育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家庭教育的特点。
(2)根据材料指出与魏晋时期相比,明清徽商家庭教育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些不同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潘楼街，南通一巷，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新封丘门，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材料二 《明神宗实录》这样描述17世纪初苏州丝织业自由雇佣劳动的状况：吴民生齿最繁，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浮食奇民，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户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
——《明神宗实录》卷361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朝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
(2)根据材料二指出这种新生产方式是什么，结合所学分析这种新生产方式在当时不能充分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陆上丝绸之路沿途气候异常干燥，地形复杂，加之骆驼、马匹运载能力有限，更为严峻的是唐与吐蕃及西亚阿拉伯国家的冲突剧增。安史之乱后，“国家用度”尽仰江淮。宋朝与辽、西夏、金等政权长期对峙，政府转而在广州、泉州等12处设市舶司，专司外商货物税，并利用先进技术，从泉州和广州等地南下海上，达东南亚和南亚，通今波斯湾、红海至欧洲，也至非洲东海岸。16世纪初，葡萄牙人开辟了从大西洋越过非洲自西而东进入亚洲的新航线后，海上丝绸之路愈加发达。最终绿洲古路遭到遗弃，失去了传统价值。
——摘编自费正清《剑桥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就基本层面而言，宋元以前的中华民族是以一种较为开放的心态与海洋打交道的。只是到了元末明初之后，随着国家海洋方面的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甚至成为统治政权的隐患时，原本日渐开放的海洋观念意识才开始转变方向。这就致使海洋观的开放趋向始终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也是由中国封建社会的根本特性所决定的。
——摘编自吴珊珊、李永昌《中国古代海洋观的特点与反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陆上丝绸之路衰落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元末明初之后中国海洋安全隐患的表现及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
材料一 长安城位于八百里秦川中央，沃野千里，山环水抱，古代文献上把长安的地理条件概括为：“因奉之故，资甚关，膏腴之地”，“阻山带河，四塞以为国”。自周秦以来，关中农业生产发达，农耕文化发展迅速，是秦在关中平原中部开拓耕地和兴修水利的结果。西汉王朝定都长安，总计227年。这些为长安城成为当时最大的消费性城市创造了条件。
一摘编自王翠萍《西汉长安城的布局特色》
材料二 原本中国古代的城市以城为主，纯粹体现工商贸易功能的市镇，要到唐宋之际才出现，而明朝中后期是一个高峰。尤其是江南苏、松、杭、嘉、湖地区的许多著名市镇，都是在那时形成的。这些市镇中的居民，已经从农业人口中分离出来，大多从事纺织业。工商集贸性质市镇兴起，使得农业人口与手工业和商业人口的比例发生了变化……城市和商业进一步繁荣，具有明显经济职能的城市在增加。到清朝前期，广东佛山镇在内的“天下四大镇”在专业性市镇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新兴的城市。
——摘编自刘克、朱汉国《历史学习精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西汉长安城成为“最大的消费性城市”的条件。
(2)据材料二指出明清时期城市发展新变化。简要分析新变化对文化领域的影响。
材料一 大运河开通后，扬州“控荆衡以沿泛，通夷越之货贿。四会五达，此为咽颐”，成为贯通南北商人、物质的水利交通中心，是联结南北和长江中下游的重要城市。唐初，置扬州大都督府，下辖扬、和、滁、楚、舒、庐、寿7州。贞观元年，淮南道治所设在扬州城内，下辖14州，城市政治行政地位得到提高。唐中后期，扬州成为长江下游对外贸易中心，唐朝财富仰仗之重镇，亦为商贾如织的国际商埠。商旅辐辏，纷华靡丽，产生巨大吸引カ，人口随之不断增多。天宝年间，有77万余户，较唐初增加3倍多。（唐）德宗兴元年间，“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拥弊”，显示当时扬州侨寄衣冠及工商户人口之众。
——摘编自冯兵、黄俊棚巛隋唐五代时期人口变迁与城市发展》
材料二 北宋末年到南宋末年的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以河南山东为主，兼及山西、陕西、淮北等北方居民的田园被毁，生计没有着落，大批迁入秦岭、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区。由北方迁往南方的移民成分极其复杂：第一类是统治集团中的成员，从皇帝后妃、外威到文武百官及其家属；第二类是原驻扎在北方的士兵及其家族；第三类是在宋金或宋蒙战争期间，为躲避战乱而逃往南方的普通百姓，其中又以地主、商人为多；第四类是部分北方义兵，以及由平民、士兵和义兵转化为游寇的人；最后一类是所谓的归正人，指原来在别的政权统治下的百姓、官员或首领，既有北方汉人，也有女真、契丹，吐蕃等少数民族的人。13世纪初，南方人口占了全国的69%，北方只占31%，南方地区的人口密度大大增加。
——摘编自王宝平《试析宋代人口南迁及其对南方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中后期扬州人口增加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宋代人口南迁对南方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唐以前，城市和市场严格执行着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时至两宋，交易膨胀和市场扩张打破了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束缚，“侵街占市”的现象愈演愈烈，代表着封闭、限制的坊墙被摧毁。“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的市场时间也一改“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的夜禁制度，开启了城市夜生活的序幕。从墙内遍至全城，从白天贯穿黑夜，两宋都城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突破了以往，以“开放”“自由”的面貌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
——摘编自张启龙、徐哲《两宋都城转型探析——基于汴梁和临安“流动性”的考察》
材料二 “坊市合一”促进了宋初商品交易的繁荣，同时为市民文化娱乐的兴盛提供了物质条件。集演艺、市集为一体的大型游乐场所——勾栏瓦舍，正是为适应市民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创设的。“它标志着文化艺术的演出不再囿禁于宫廷、寺院与豪门府第。艺术开始拥抱社会大众。”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博、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
——摘编自鲍震培《宋代市民文化与曲艺勃兴》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宋时期城市商业政策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城市商业政策调整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