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朝的海禁不是拒绝与先进文明交往，而是要阻断野蛮文明的干扰，其用意类似于秦始皇当年修建万里长城，换一个说法可以称之为“海岸长城”。清王朝是满族入主中原建立起来的封建帝国，而汉族人民向来有反抗异族统治的民族传统。……中国古代社会的小农生产者，不仅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生活用品和手工业品，这些产品基本上都是自用，与商品经济无缘。面对英国的通商请求，乾隆皇帝却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为由拒绝了。
——摘编自刘仰《海禁不等于闭关锁国》、梁廷楠《粵海关志》等
材料二 既禁之后，百货不通，民生自蹙。……故有四五千斤所造之洋船，系维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但能使沿海居民，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耳。
——摘编自《论南洋事宜》
材料三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摘编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海禁政策实行的原因及根本目的。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实行海禁政策造成的严重后果。
材料一 元代商税税率较轻，至元七年（1270年），定“三十分取一之制”。宋元时期，制度化的抑商内容已五去其四，仅在专卖制度中有部分保留。“通商”一词在《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中出现的频率陡然增高，仅《宋史》一书，“通商”一词即出现近50次。《金史》《元史》等史籍中，也出现不少“通商贾”“通商惠工”“力墙通商”的记载。在宋元时期的商业政策中，虽然抑商仍未消失，但通商“日益复兴”，通商已深度地参与到国家治理之中，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材料二 “抑末”是明代的一项宏观的国家经济管理政策，主要是平衡各经济部门的关系，驱使游惰之民归于南亩，保证有足够多的人手从事农业生产，维护传统社会的稳定。而国家理性地对待商业，实行“通商”，则主要是为了足边、裕国、便民，解决国家面临的重大难题，具有浓厚的工具理性色彩。在制度层面，商人已享有和庶民同等的政治、经济及日常生活方面的地位和权利，解除了束缚商人近两千年的枉格。不过，也应注意到……文化观念的发展具有相对的滞后性，抑商观念仍会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并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制度与行为也会有不相一致之处，抑商行为当然也不可能立即消失。明万历以后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明富《明代商业政策再认识》
（1）根据材料一，归纳宋元时期“通商‘日益复兴’”的理由。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代“通商”政策的特点。
（3）综合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宋、元、明三代的“通商”政策。
材料 食盐很早就成为人民生活中的必需品。我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沿岸人民很早就开始用海水制盐。西周初年，姜太公被封到齐国后，“便鱼盐之利，人民多归齐”。西汉初年，刘濞被封为吴王，他煮海水为盐，“国用富饶”。汉武帝时期，大司农桑弘羊置郡国均输盐铁官于广东南海。唐代宗宝应年间，户部侍郎刘晏设盐场于福建。河北一带的长芦盐区、江苏沿海的两淮盐区和两浙盐区，是中国古代食盐的集中产地。我国还产池盐、井盐和石盐，四种盐中，海盐产量最大，与国计民生关系最为密切。因此，春秋时代，齐国官府就直接经营盐产业生产和销售。汉武帝时，设置盐铁衙门，对盐铁实行专营。唐政府对盐业实行管制，由国家组织专卖，盐税从此成为国家财政的支柱。宋元明各代盐政，实质上承袭唐代专卖制度。
——摘编自王相钦《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食盐生产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政府对盐业管理的举措和作用。
材料一 晚明大变局是在世界潮流的激荡下逐渐显现的，在全球化贸易浪潮频频袭来之际，大明王朝沿袭着海禁政策。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在东南沿海的港口，设立海关，走私贸易转化为合法贸易。各种力量的作用，铸就了晚明对外贸易的辉煌。正如全汉异所说：“中国的丝织工业，因为具有长期发展的历史背景，技术比较先进，成本比较低廉，产品比较丰富，故各种产品能够远渡太平洋，在西属美洲市场上大量廉价出卖，连原来在那里独霸市场的西班牙丝织品也要大受威胁。”
——摘编自樊树志著《晚明大变局》
材料二 晚明历史大变局的帷幕慢慢揭开，这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辉煌！由于中国出口的商品如生丝、丝织品、棉布、瓷器等，主要来自太湖流域，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巨额白银资本的流入，毫无疑问刺激了这些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备。这是值得探究的历史课题，给人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在欧洲工业革命发生以前，中国江南的经济水平是领先于欧洲的，至少并不比欧洲落后。
——摘编自樊树志著《国史十六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明大变局”形成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晚明大变局”对江南地区产生的重大影响。
材料一 明太祖多次颁布禁海令，严禁濒海军民“交通外番，私易货物”。明成祖即位后，沿袭海禁政策，并奉为祖宗法度。此后，明廷三令五申，禁止人民私自出海贸易。然而，屡禁不止，民间开海呼声与违禁出海行为从未间断。嘉靖二年（1523）宁波争贡之役与二十八年走马溪事件发生后，海上走私贸易愈禁愈盛，尤其是自嘉靖三十一年起，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倭患。时人认识到，要消除倭患，保卫海疆安全，最好的办法是疏而非堵。闽、浙、粤三省官员不断上奏，请宽海禁，与主张严禁的官员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开海与禁海之争。隆庆初年，明廷同意福建巡抚涂泽民所奏，宣布开放海禁，漳州、泉州之民“准贩东西二洋”。开海政策持续五十余年，不仅在明后期福建社会经济发展及对外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是对沿用两百年之久的海禁政策的否定，推动了海外贸易发展。
——摘编自涂丹《明代禁海与开海之争》
材料二 康熙时本有四口通商的规定，但几十年间，外国商船绝大多数开赴广州贸易，形成了固定的贸易路线和惯例。乾隆十二年（1717年），西班牙商船到福建、厦门贸易。当地官吏认为“吕宋（指西班牙）为天主教长，漳泉风俗浇漓（民风不淳朴）。此等夷船终不宜使之源源而来，拟俊夷船回掉之日，善为慰遣，不使复来”。清廷的复示是：“此等贸易，原系定例准行，今若不令复来，殊非向来通商之意……慰遣之处，可以不必。”……1757年十一月初十日，乾隆正式颁布谕旨，明确宣布：“嗣后口岸定于广东，外来商船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
——摘编自《清实录》
（1）据材料一，指出隆庆初年明廷开海的原因。结合所学知识，评析隆庆年间的开海政策。
（2）据材料二，指出乾隆初年福建地方官员和清廷在对待西班牙商船贸易问题上的分歧。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乾隆后期从“四口通商”转变为“一口通商”的原因。
材料一
材料二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市井子孙（商人子弟）亦不得仕宦为吏。
——《史记·平准书》
材料三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到北宋有一个新的转折。……都城开封是最繁华的城市，市内手工业作坊众多，行道两旁商店、旅舍、货摊林立，人来车往，十分热闹。……南宋初年，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真切地反映了北宋时代大城市商业繁荣的面貌。
——朱绍侯《中国古代史·中册》
材料四 《苏州风俗考》记载了明代苏州纺织业情况是“郡城之东，皆习机业，工匠各有专能，近有常主（机户），计日受值出心早若机户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
请回答：
（1）据材料一概括指出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2）材料二中，汉高祖对商人实行什么政策？实行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什么？
（3）材料三中所说的“北宋时代大城市商业繁荣”有哪些具体表现？
材料一 明代中期以后，政府大力推广蚕桑、棉花等经济作物种植的同时，实行货币地租，明万历年间，全国大多数地区已经实现赋役货币化。据统计，至万历末年，御用消费、土木工程、官俸支出等项目均已折银，北方各边的年例银也增至每年近500万两。晚明时期，在扬州业盐的秦、晋、徽三希商人，资本总计不下3000万两，“藏锥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并出现了从事羊毛生产和经营蔬菜副食品生产等类型的专业市镇。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却在万历二十四年出现了“张位秉政，前卫千户仲春请开矿，位不能止''的现象，朝廷向各地派遣矿监税使对工商业者大肆掠夺，严重破坏了工商业的正常发展，晚明全方位的社会转型在清代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摘编自王潜《晚明经济因素与晚明社会变迁初探》
材料二 自晚清以来，由于受到西潮的影响和冲击，工商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江南士绅中，一部分转化为新式的近代知识分子，一部分因经营丝织业而成为巨富，甚至出现“绅商”并称的现象，比如，清末南浔庞氏家族以经营蚕丝发家，发展为南浔“四象”之一。1916年，由江南丝业公会董事梅屐中等发起，仿上海的商业组织，成立的镇商会等商业组织，后经北京政府农商部批准，发展为包括南浔镇商会、丝业同业公会、酱酒业同业公会等机构的专门商业组织。民国以来，江南地区甚至还出现了贫儿教养院、育婴堂、承济善堂、老人堂、游民习艺所等慈善机构，但近代江南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仅是局部的缓慢变迁，并未出现根本性的社会转型。
——摘编自良友兴《从传统走向现代：一个江南市镇社会结构在近代的嬗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晚明时期江南经济变迁的表现及制约因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时期江南经济变迁的影响。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晚明及近代江南经济变迁的认识。
材料一 宋太祖于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四月十三日诏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来，不得禁止。”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记载：“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
材料二 宋朝是中国社会市民阶级正式产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他们经济富足，又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追求。市民的富裕闲暇生活及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宋朝文化高度繁荣，戏曲、杂技、音乐、诗歌、小说等都在宋代高度繁荣。
——詹子庆《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
材料三 内藤湖南（1866~1934年）指出：“若说近世史应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应当是宋以后……宋代发生了商业革命……北宋以后堪称近代史。”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指出：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宋朝时的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夜市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宋朝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
（3）概括材料三中内藤湖南和斯塔夫里阿诺斯对宋代历史地位认识的异同。
材料一 征收茶税和实行专卖政策是从唐朝开始的。茶税起初只是就产地及商人征收其后到唐文宗时，根据盐铁使王涯的建议，实行专卖，其办法是“徙民茶树于官场，其田积者”，即实行“官种、官制、官销”制度。对茶的走私，唐代打击十分严厉，不仅组织了缉私队伍，而且规定如贩茶叶3次，总数累计超过300斤者即处死刑。如为茶园茶户，只要私卖茶叶百斤以上，便须“杖背”。如捕获有组织武装的“长行群旅”，“茶虽少，皆死”。
——摘编自林《我国古代茶叶专卖政策和茶税征收办法》
材料二 晋商把经营过程中发生业务往来的商号之间的联系称为“相与”，这种“相与”关系的建立与维持是以信誉为基础的。大盛態商号与天亨玉商号是“相与”，平时两家在生意上就互相扶持和关照。祁县的巨富如城内的何家、北梁的李家、贾令的李家等都和乔家是亲成关系。乔家通过婚姻与其他家族组建了关系复杂的社会网络，他们在政治上相互依存，在经济上相互支持，荣辱与共，休戚相关。
——摘编自路康《晋商的群体精神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朝政府对茶叶生产和销售管理的表现，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晋商获得成功的原因。
材料一 明清两朝……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都与中国发生了直接贸易关系。清代进出口的商品数量不断增加，且种类繁多，贸易商品流通值呈直线上升。但明清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总趋势是内向保守，以禁为主，并从未间断，有时还出现重大发展。……据统计，在鸦片战争前的中西贸易活动中，西方诸国都表现了偏重中国物品的倾向，使中国常常处于贸易出超地位。
——摘编自张增香《试论明清时期对外贸易的特色》
材料二 据统计，1864年中国的洋货进口额为4621万海关两（近代中国海关曾经长期使用的一种计算银两的单位），1880年为7929.4万海关两，1894年为16210.2万海关两。进口货物以鸦片、棉纺织品和棉纱为大宗，其中棉纺织品和棉纱自1884年后逐渐在进口总额中占据首位，其销售市场由华南沿海口岸逐渐推广到华北、东北和湖北、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在出口货物中，以茶、丝为大宗，棉花、大豆、烟叶、皮毛等出口数量也在持续增长，这使得棉花、蚕桑、茶、甘蔗、花生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日益扩大。
——摘编自李喜所、李来容《中国近代史：危局与变革》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清时期对外贸易的主要特征。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明清时期相比，19世纪后半期中国对外贸易的变化，并分析该变化产生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