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元继承了唐代的制度，在主要港口设置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宋代的重要通商口岸有广州、泉州、杭州、明州、温州等处。元代的重要通商口岸又增加了上海、澉浦（今浙江省海盐县）、庆元（今浙江省宁波市）等几处。市舶的税收，在宋元两代是一笔重要的财政收入。当时的中国海舶，从设备、运载量到航行技术，都是世界最先进的。日本、朝鲜、印度支那半岛、缅甸、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诸岛、菲律宾群岛、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波斯湾沿岸、阿拉伯半岛、埃及以及非洲东部和地中海沿岸各地，当时都跟中国有海上交通和贸易往来。丝绸、瓷器、漆器、金、银、铅、锡等是中国外销商品的大宗，珍珠、玳瑁、犀角、象牙、珊瑚、玛瑙、乳香、胡椒、药材等则是从国外输入的主要商品。宋元朝廷都比较重视贸易，对海外来的商人和使节，给以款待，有时还赐予官职。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

材料二   海禁政策成为明朝一代禁止私人海外贸易的皇明祖训。清初畏惧海上抗清势力，规定“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康熙五十六年禁海令规定：不准大陆商船出海前往南洋等地进行贸易；对来中国贸易的外国商船，“令地方文武官员严加防范”。还关闭和收缩对外贸易港口明朝政府用牙行制度控制对外贸易。每当外国贡舶到达港口时，牙行便前往看货，并将货物报官，待派官抽分以后，才由牙行带领内商前来贸易明朝将丝绸、铜钱、铁器、硝石、硫磺等列入禁品。《万历会典》规定：“凡将缎匹、绸、丝、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货物船只并入官。”清朝对出口货物的限制更严，粮食、铜铁、硫磺、硝石、书籍等物严禁出口，丝织品、茶叶、大黄的出口量严加限制对外国使者和外商，明清两朝防备极严。明朝禁止中国官员、百姓和“夷人接触”。清朝乾隆二十二年以后，先后四次颁发《防范章程》，对外国人的商务活动，居住处所、行动自由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

——摘编自徐明德《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及其历史教训》

材料一   江南蚕桑丝织业，起源颇早，但直到东汉末年，仍仅见于少数个别地区，至唐朝，仅长江下游28州中，蚕桑区已达85％。其品种涵盖绫、罗、锦、纱等，纹理样式也由唐初18种增至中后期的38种，如《元和郡县图志》载：“自贞元之后，凡贡之外，别进异文吴绫……纤丽之物，凡数十品。”唐中后期，江南丝织业也改变“艺桑鲜而布帛疏滥”的境地，跃进全国最先进行列，其特殊、高级丝织品也成为宫中服饰的首选，甚至唐皇为此下诏：“禁断（江南）织造淫巧”。

——摘编自卢华语《唐代长江下游蚕桑丝织业之发展》

材料二   两宋时期，江南丝织品作为商品输出的记载尚未发现；元代，华北、四川等地的丝织业依旧发达；至明中叶，除江南之外，全国仅有少数城市还保留一些规模有限的丝织业，其中规模最大的潞州（山西），织机数约为9000张，年产潞绸约10万匹，仅相当于或不及江南一个大型丝织业市镇的织机数与产量。因此，明代商人携数千金购苏杭绫罗绸缎运销四川之事颇见于小说。16世纪以后，随着日本发现诸多银矿和新航路开辟，丝—银贸易成为中日、中欧、中美最重要的贸易之一，在清前中期以前，江南丝织品始终在这一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中南京的“金箔织”更在欧洲市场上享有盛名。

——摘编自李伯重《明清江南生丝与丝织品的国内外市场及其变化》

材料一   农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一些地区商品生产的发展，以及人口大幅度增长，促进了宋代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国外市场的开辟，为当时商业的兴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到宋代，都城开封的布局不再沿袭唐代前期都城的封闭式坊市制度，商人可以随处开设店铺，因而出现了一些新的商业街道和场所，夜市营业时间也允许延长到三更甚至四更。此外，北宋铜钱每年铸造额要比唐代多几倍到十几倍，这些事实都从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宋代商业的进一步发展。罗盘的发明和海船制造技术的提高，使宋代海上交通比前代更为发达，海外贸易更加兴盛。

——摘编自涂耀军   张洪春《浅论宋代商业的兴盛对社会风气的影响》

材料二   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是我国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这一时期，随着农业、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商业化的市镇经济逐渐兴起，并且开始出现区域性的商业中心，如松江、杭州等城市，使得大批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进入市场，其种类多样非前代所能比，并且市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统一的联系网，商人之间可以互通联结，他们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壮大势力，结成联盟。这一时期的小农经济由自给自足型向开放型转变，使得城镇经济更为繁荣，如苏州的丝织业出现“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现象。商业经济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在市场交易中，银票、白银成为主要的流通手段，这些商业领域中的影响因素共同促进了我国商品经济的繁荣。

——摘编自姚庆《“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