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但分布不均，各地经济发展颇不平衡。因此，经济区划便成为古代沿革地理学研究人地关系的重要课题。《禹贡》早已肇始其端，将全国划分为九州五服，开始了全国经济区划的尝试。到西汉，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方法，并依据多种因素进行划分，使经济区的研究日臻完善，经济区划实际上已定雏形。

——摘编自罗文《从〈禹贡〉〈货殖列传〉看古代经济区划研究》

材料   到南朝之际，扬州有建康的东西二治、梅根治、铁岘山冶、六安冶等，荆州有新兴冶。同时，民间私治也很盛行，“一断民私鼓铸，而贵卖铁器，商旅吁嗟，百姓咸欲为乱”。魏晋南北朝时期，稻田耕作形成一套完整的耕一耙一耖作业，使用铁犁、耙、耖等铁农具。在广东连州的一座晋墓中，带有“（西晋）永嘉”四年（310年）或六年（312年）的砖铭呈现了当时农田耕作的情景，一牛挽犁田和一牛拉耙耙田。南齐武帝时，戴僧静为北徐州刺史，“买牛给贫民令耕种，甚得荒情”。在北魏前期的遗迹中，生产工具主要为骨镞，兼有少量的铁器。而北魏天赐元年（404年）“置山东诸冶”，“其铸造铁为农器、兵刃”。太平真君年间，“课畿内之民，使无牛家以人牛力相贸（交换），垦殖锄耨”。

——摘编自杨乙丹、何婧云《浅谈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农业文化的交流》

材料   生产工具又称劳动工具，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用来直接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的物件。它被用于劳动者和劳动对象之间，起传导劳动的作用。社会的变革和发展，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革和发展上开始的。生产工具的变革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是起根本性作用的。生产工具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的一个必然的过程，让人类的双手解放出来，让人类社会的发展获得动力。

——摘编自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材料一   角抵，亦称角力、相扑，秦时往往同射御等活动一道进行，主要出现在宫廷当中，观赏性较强。到隋唐，角抵从宫廷走向民间，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人戴兽面，男为女服”等新形式。武则天在位时，规定每年十月军中集中习武，主要是练习射箭、武技和角抵。成书于北宋政和年间的《圣济总录》云：“七八月之间，山岚烟雾蛇虺郁毒之气尤甚，故当是时，瘴疾大作。”故在七月中元节，民众多喜角抵，“云秋瘴气也”。两宋时期，在瓦舍、勾栏中出现了专门的角抵表演场地和团体，在上元节等节日中，也有角抵专门演出，“论输赢”已成为宋代相扑比赛的重要形态。《梦粱录》中将女相扑手称为“女占”，赛关索、黑四姐等技艺高超的女艺人名号在宋代广为流传。

材料二   《孟子》中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隋代柳或上书认为（角抵)“内外共观，曾不相避。……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非益于化，实损于民。请颁行天下，并即禁断”。柳或的奏请，得到了当时皇家的认同。开元年间，唐玄宗同样以“伤风害政”为由禁绝广场角抵。角抵运动竞技性的增强，带来了一定的运动伤害，宋代政府也多次以诏令形式予以禁止。元代以后，汉地角抵活动日趋衰微。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曹景川《传统伦理与古代角抵治理研究》等

材料一       中国史籍记载

7世纪末，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2中载：“闽、粤银多从番舶而来。番有吕宋者，在闽海南，产银……，故闽、粤人多贾吕宋银至广州”。

材料二       西班牙人的档案记载

1574年，利格尔报告：1573年与中国商人的交易很顺利，“因为我们在这儿积蓄了大量银币，而这些中国人需要他们，”同年，米兰道拉给西班牙国王的报告中也说：“为了偿付商品的价值，他们取走了金子和银子。他们非常精明，其余任何东西都不接受”。

公元1000年、1900年到2000年世界10个最大城市的人口(单位:百万)

——摘编自曹建云《世界城市化的现状、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注:1000年相关城市的说明:科尔多瓦位于西班牙南部，当时为阿拉伯世界最强盛王朝的首都；康斯坦丁堡即君士坦丁堡;尼沙普尔位于伊朗东北部;哈萨位于阿拉伯海湾地区，其地的盖尔哈港为当时东方商船转换商货的中心；安尼华达位于印度。1900年:圣彼德堡即圣彼得堡。2000年:圣保罗位于巴西；拉各斯位于西非尼日利亚；加尔各答位于印度。

材料一   广州市舶司旧制，帅臣漕使领提举市舶事，祖宗（宋太祖、宋太宗）时谓之市舶使。福建路泉州，两浙路明州、杭州，皆傍海，亦有市舶司。崇宁初，三路各置提举市舶官，三方唯广最盛……北人过海外，是岁（一年内）不还者，谓之“住蕃”,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一年内）不归者,谓之"住唐"。广人举债总一倍，约舶过回偿，住蕃虽十年不归，息亦不增。

——摘编自[北宋]朱或《萍洲可谈》

材料二

材料   乾隆二十二年（1757）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广州成为全国唯一通商口岸。众学者对广州“一口通商”的原因进行了以下分析：

一、清政府不希望国门洞开，害怕外来“异端邪说”动摇老祖宗的思想与政治统治；

二、广州远离京畿，天高皇帝远，向有海外通商联系传统，朝廷顺其自然，控制利用，且获大量税收，充实国库；

三、广州港乃河海港，远出可攻、近来可防，从外洋到内港有6道炮台防线可抵御外舶闯关，不像宁波等城市完全暴露在敌船的军事火力之下；

四、江浙一带乃北京粮食及其他物资的主要产地和供应地，不宜与外商直接联系；

五、清政府不了解国际形势，对商业贸易于国民经济的意义没有认识，总以为天朝“地大物博”可以自给自足，万事不求人。

——摘编自杨宏烈、陈伟昌著《十三行历史街区的沧桑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