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崇尚节俭和力戒奢侈是一以贯之的信条，也是社会各阶层共同推崇的道德风尚和消费观念，被视为国之大脉、家之根基。
明代中期以前，豪富之家不乏骄奢之实例，但就整个社会而言，还未形成挥财斗侈的风气，社会仍以淳朴为本色。晚明社会奢靡之风大起，从名公巨卿到富商大贾皆穷奢极欲，以财自豪，乃至整个社会都竞相仿效，崇尚侈丽。此风“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
材料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重商之风日益兴盛，人们的消费观念开始发生转变。
| 晚清，上海报刊讨论俭与奢的问题 | 繁华之事皆裒（减少）多益寡（富者多消费可增加穷人收入），以有济无之道也。行之何害？禁之何为？此道若得，则上下皆富矣，何至有患贫之时哉？区区节俭又何足道哉？ 假设一邦之富人食必糙米，服必布衣，用必粗恶之具，则营业工匠自食其力之人，又何以自鬻其技能？安能各臻于富乎？民不能自富，国又何由富乎？ |
| 抵制奢侈观念和社会风气 | 民国初期的上海有人发起成立俭德会，强调“救贫之本，诚非导民以俭不为功”，“吾国民穷国弱至于斯极。夷考其故，皆一奢字为害也……今者俭德会出现，不特挽回薄俗，且于中国前途大有裨益。” |
| “兴实业以救奢靡”的观点 | “时处今日，万国交通，民智大启，而欲阻之遏之，使返于上古淳朴之风，为政者势不能家喻户晓，又不能以武力强制……俭者一二，而奢靡者千万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又何怨今世之奢靡”。所以，中国必须大力发展实业，自制各种生活用品，否则“虽节俭而难自振”。 |
——摘编自赵德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
（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说明晚明时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分析其原因。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评析中国近代“奢俭观”。
材料一 明廷三令五申，禁止人民私自出海贸易。然而，屡禁不止，民间开海呼声与违柴出海行为从未间断。海上走私贸易愈禁愈盛，尤其是自嘉靖三十一年起，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债患。时人认识到，要消除倭患，保卫海疆安全，最好的办法是疏而非堵。闽、浙、粤三省官员：不断上奏，诸宽海禁，与主张严禁的官员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开海与禁海之争。隆庆初年，明廷同意福建巡抚涂泽民所奏，宣布开放海禁，漳州、泉州之民“准贩东西二洋”.开海政策持续五十余年，不仅在明后期福建社会经济发展及对外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是对沿用两百年之久的海禁政策的否定，推动了海外贸易发展。
——摘编自涂丹《明代禁海与开海之争》
材料二 康熙时本有四口通商的规定，但几十年间，外国商船绝大多数开赴广州贸易，形成了固定的贸易路线和惯例。乾隆十二年（1717年），西班牙商船到福建、厦门贸易。当地官吏认为“吕宋（指西班牙）为天主教长，漳泉风俗浇漓（民风不淳朴）。此等夷船终不宜使之源源而来，拟俊夷船回掉之日，善为慰遣，不使复来”.清廷的复示是：“此等贸易，原系定例准行；今若不令复来，殊非向来通商之意.慰遣之处，可以不必。”1757年十一月初十日，乾隆正式颁布谕旨，明确宣布：“嗣后口岸定于广东外来商船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日，乾隆正式颁布谕旨，明确宣布：“嗣后口岸定于广东外来商船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
——摘编自《清世祖实录》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指出隆庆初年开海的原因。结合所学，评析隆庆年间的开海政策。
（2）据材料二，指出乾隆初年福建地方官员和清廷在对待西班牙商船贸易问题上的分歧。结合所学，分析乾隆后期从“四口通商”转变为“一口通商”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明精时期对外政策的基本趋势。
材料一明初，政府撤销自唐朝以来就存在的宁波等地的市舶司，只允许有朝贡关系的国家来华贸易，严禁民间与外国贸易。然而，沿海商人为了生计，仍冒险与外商进行走私活动。1517年，葡萄牙遣使来华要求通商，因不在朝贡国名单中被驱逐出境。葡萄牙人只能在海上与中国走私商人交易。
之后，中国商人引葡萄牙人来到宁波港外的舟山群岛，葡萄牙人未经明政府的允许，就将六横岛和佛渡岛开辟为双屿港，并在此建房、修港口、成立自治的市政机构。来自美洲、欧洲、日本的白银、珍珠、皮货等源源不断运到这里，向中国走私商人换取丝绸、瓷器和茶叶等，逐步形成了当时亚洲最大的国际自由贸易港。
1548年，明朝政府派兵攻入双屿港，用木石“筑塞双屿港而还，番舶后至者不得入”，这个国际自由贸易市场自此消失。其后，葡萄牙继续寻找新的中西贸易中转站，1553年获得澳门租住权，最终葡萄牙和西班牙构建了澳门—果阿—里斯本航线及澳门—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航线，钩织出一个全球贸易网络。
——摘编自王颖《双屿港命运与东西方历史的分野》等
材料二16世纪重要商路示意图
（1）阅读材料一，结合所学，评析双屿港的兴废。
（2）依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简述澳门—果阿—里斯本航线及澳门—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航线对欧洲商业的影响。
材料一 《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建武六年春诏曰：“往岁水旱蝗虫为灾,谷价腾跃……其命郡国有谷者, 给禀（送给）高年、鳏、寡、孤、独、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如《律》。”
《文献通考》记载，宋朝灾情不严重时,开当地仓廪放粮或是平粜（平价卖粮）,如果不够的话再转运其他地区的粮食,如果还不够就从当地富人中募捐粟米。倘若灾情严重,地方力量不足以救济,便动用中央库存金帛。1098 年，朝廷颁布居养法，“诏鳏寡孤独贫乏不能自存者,以官屋居之,月给米豆,疾病者仍给医药。”
——摘自《论唐宋时期社会救助机制的变化及特点》
材料二 本文所依据的史料包括：其一是唐宋时期的档案文献，如《唐六典》《唐会要》《唐大诏令集》《宋大诏令集》等；其二是正史，如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宋史》等。
——摘自《论唐宋时期社会救助机制的变化及特点》
（1）根据材料一，指出宋朝的救灾方式出现的新变化，简析古代中国救灾方式进步的历史条件。
（2）试评析材料二中两种史料的价值。
材料一 1685年，清廷始开海禁。次年，仿明末“牙行”（向政府申请外贸特许经营权的贸易组织），开设“洋货行”，与洋商进行贸易。此后洋货行数目不断变化，但在广州俗称“十三行”。十三行的行商须为洋商提供住所，交易完成后，洋商限期离境。1757年，清廷将广州定为唯一的外贸商埠。“豪商大贾，各以其土所宜（当地特产）相贸，得利不赀，故曰金山珠海、天子南库”。
材料二 1759年，清廷颁布《防范外夷规条》，规定洋商到广州后，应在指定寓所居住，由行商管束稽查。“凡非开洋行之家，概不许寓歇。其买卖货物，必令行商经手方许交易。”清廷还规定，外国商船到广州后，“进口货物应纳税银，督令受货洋行商人，于夷船回帆时输纳（纳税）。至外洋夷船出口货物应纳税银，洋行保商为夷商代置货物时，随货扣清，先行完纳。”《南京条约》签订后，十三行逐渐衰落。
阅读材料，结合所学，评析十三行的兴衰。
材料 关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两位历史学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杨师群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概念作出与传统理论不同的定义，并从自由城市与雇佣劳动者、城市政治制度与市民斗争、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开拓、王权统治与工商经济、私有产权与自由雇佣诸方面，论证了中国古代明清社会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所谓“萌芽”实属一个不存在的虚假问题，对其展开研究的史学意义不应拔得过高。
曹守亮则从雇佣劳动、城市政治斗争、明清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指出了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方面，有待于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和努力的方向，并认为如何看待资本主义萌芽及萌芽发展中的不同阶段，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最终没有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为依据否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在逻辑上是存在问题的。
评析材料中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要求：围绕材料中的一种或两种观点展开评论；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一：山西乔家大院是保存最完整的晋商大院（如图）
材料二：荷兰东印度公司堪称现代公司治理和组织制度的创立者，它有一个董事会，可是由于人员较多，所以公司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委员会手中。委员会人员的构成与股份构成相对应，任何一个商会都没有绝对控制权，但在公司的实际运作中，权力还是控制在阿姆斯特丹商会手中。每个商会监督并装备自己城市被允许派出的商船，而各商会允许派出的商船是根据其股份总额分配的。有了这样的制度保障，荷兰东印度公司进行了另一项制度创新，即发行股票。因为其合理的管理结构，保障了股民的利益。其鼎盛时期，股息高达40%。
材料三：圈地运动还引发了农村经济变革，如大农场的建立、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等。农村经济变革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英国的农业属混合型结构，种植业和畜牧业差不多各占50%。随着畜牧业比重的提高，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使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成为多余；另一方面，圈地运动以及后来的工业革命也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引发了农业革命。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业耕作制度、生产的规模化程度、农业机械化等都明显提高，使农业释放了大批的劳动力。
——宋蓓《国外城市化发展路径评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明清商帮有何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分析荷兰东印度公司所创新的两种制度有何积极作用。
(3)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说明清商帮和荷兰的商业公司、英国的圈地运动有何本质区别。
材料一 公元966年，（赵匡胤）命行勤、继业两位高僧组织一个由157人组成的庞大巡游使团，前往天竺（今印度）求法取经。……（这）是古代中原地区见诸经传的前往天竺取经的最后一个佛教使团……公元971年，巡游使团成员沙门建盛准备先行回国，中天竺王子曼殊对北宋充满向往，也随之同往中原朝宋。此后，天竺僧人持梵夹来献者，不绝于旅。…北宋时期，洛阳画家名扬海外，高丽人、日本人为了求画，忍受颠簸之苦，漂洋过海来到洛阳，一时洛阳纸贵，北宋画家的作品大量流向高丽、日本。
——《宋代丝路哀婉浪漫的丝路花雨》
材料二 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户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劫为非之患。（清代）即禁之后，百货不通，民生自蹙（窘迫）。居者苦艺能之无用，行者叹致远之无方，故有以四五千斤所造之洋艘，系维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但能使沿海居民，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耳。
──蓝鼎元《鹿洲初集》卷三《论南洋事宜书》
（1）根据材料一，概括高僧取经使团的特点和积极影响。
（2）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材料一中的“禁”给当地的人民的经济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这种“禁”。
材料一 “雍熙四年二月二十三日，诏河北诸郡发镇兵增筑城垒”。端拱二年时人称“河朔郡县，列壁相望，朝廷不以城邑小大，咸浚隍筑垒，分师而守焉”。……元丰三年（1080）曾巩奏疏称西北五路“嘉祐城堡一百一十二，熙宁二百二，元丰二百七十四。熙宁较嘉祐一倍，元丰再倍，而熙河城堡又三十有一”，可见西北筑城数量之惊人。西南地区本非重点建城之处，但在皇祐四年（1052）侬智高起义爆发之后，当年六月，“朝廷惩岭表无备，命完城”，十月，诏令南下平定侬智高起义的狄青“凡城壁尝经焚毁，若初无城及虽有城而不固，并加完筑”。北宋仁宗庆历之后，每年财政赤字为300万贯，英宗治平二年（1065），赤字超过1570万贯，导致财政吃紧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边地城池的营建。
材料二 相比之下，近里州县城市城墙失修的状况更为普遍，宋朝县邑鲜有修建罗城者。严禁地方占留钱粮的基本纲领，要求地方州县除必要开支外，其余皆要输送京师，故而修筑城墙的经费需向朝廷申请或由本地人户出资。正如南宋建炎间李纲所说：“东南久平定，郡县无城闉。”明确指出北宋地方修建城池重边地，轻腹地的问题：“朝廷所以备御夷狄者，皆在边郡，城池、器械一切备具，故敌未易攻。金人内犯，乃扰吾腹心，而中原郡县积习承平之久，城池堙颓，并无器械，何以御敌？”
——摘编自来亚文《宋朝腹地“郡县无城”与“小城大市”现象研究》
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对宋朝郡县城墙的修建与维护进行评述。
材料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东洋近代史》说：“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认为“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
评析材料中有关宋代的观点。（要求：围绕材料中的一种或两种观点展开评论；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多角度充分论证，逻辑严密，表述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