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李大钊认为:“关于井田制度……为谈政者一种理想的土地制度，则确为事实，而原始经济的状态，有一个土地共有的阶段，亦确是人类生活的普遍现象。”蔡和森在《社会进化史)一书中提出“村社集团产制”，认为:“所谓三代以上(夏商周及更早的时期)的‘井田制’及以后模仿或梦想井田制而发生的‘授田”均田’班田”“限田’等制度与学说，莫不为远古集产制度(土地公有制)之遗影。”郭沫若认为孟子所描述的井田制与奴隶社会的理论是相悖的:‘土田与臣仆人民共为赐子之品物，是证明周代已经实行土地的分割，这和井田制是根本的不相容。

——摘编自孙顺顺《我国近代社会思潮中对儒家井田制的重构》

材料二     大规模的拓荒以及随之而来的荒地垦辟的完成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这一历史进程的完成，一种新的土地法律制度需要建立。商鞅推行的“开阡陌”“封疆”正是实施的这种法律制度之一。“阡陌”泛指田亩间纵横交错的小径，不是亩、顷的界划。“村疆”是在田亩中划定所有权或占有权的疆界，并做上标记。固化这种权利的意义在于使人们的“赋税平”。随着战国授田制的完结，土地私有制确立起来。秦统一中国后，又在全国范围内“令黔首自实田”，从而确立了新的封建土地制度。后人评价商鞅的田制改革“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

——摘编自阿明《“为田开阡陌封疆”辨》

材料一   古都的选址要顾及政治统治、军事防御、经济发展和社会基础等许多方面的要求，而除了社会基础之外，上述方面都与古都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古都的选址包括相对位置（大位置）和城址（小位置）两个方面，相对位置是古都在全国范围所处的地域，它是随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变化的地理因素，决定了古都的个性和发展前途，但对城市形态和空间结构并不一定有直接影响。.

——摘编自王军《中国古都建设与自然的变迁之一长安洛阳的兴衰》

材料二   汉长安城位于渭河以南的关中平原的中部，易守难攻，一旦东方出现变乱，便可以坐镇长安，进可攻、退可守。当时关中地区的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汉书》中描述“始皇之初，郑国穿渠，引泾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饶”。早在战国末年和秦时期，关中地区就成为当时的经济中心。其南为四川盆地，被誉为“天府之国”。而其周围地区的经济在当时也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长安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险要，“阻三面而守，独以--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定都长安也和当时中原政权面临的少数民族的威胁有关。在汉朝初年时，北方的匈奴崛起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长安以前作为周、秦的首都已经初具规模。

——摘编自柳华《从西汉定都长安看中国古代都城的选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