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乾隆年间“（人口）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余倍。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盖藏自不能如前充裕”。仅江苏镇江木渎镇“烧锅（造酒）者已二千余家，合计日耗米万石”。为此，就隆帝“令地方官严行查禁，勿使靡费米粮”。官员规谏乾隆禁酒之事取民之生计而禁锢之”。“实不可以轻举”，乾隆认为“自有酌量”，不愿也不需交群臣商议。江苏、河南、山东等省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尽毁曲酒工具、民间自用一概禁绝等作法，引起民怨。乾隆对于要求放宽禁令者，一概不准，也不赞成过激行为，官员左右为难。整个乾隆时代“通邑大都车载烧酒贩卖者正不可以数计”，禁酒政策效果微弱。

——吴慧《中国商业通史》

材料二   1829年，英国禁酒运动开始。中产阶级希望通过禁酒将他们推崇的“自律”“自助”等价值观灌输给工人阶级，他们宣扬工作是成功的关键，饮酒滋生懒惰等恶习。中产阶级建立柴酒厅，开放俱乐都，方便工人社交。工人阶级中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些价值观。1832年——1853年，运动进入绝对禁酒阶段。工人阶级开始建立自己的禁酒组织，接过禁酒运动的领导权。这些组织宣扬“自力更生是一种崇高的品德”，很多工人在宣传的影响下开始努力攀爬英国社会的阶梯。这一时期，作为“全民酒”的啤酒人均消费量急剧减少。酗酒被英国人普遍视为不可接受的恶习，直至今天仍是社会的主流观念。

——摘编自许志强《19世纪英国禁酒运动与工人文化转向》等

材料一 　由于唐末五代战乱，“坊市制”被破坏，宋初虽有所恢复，但无法重现旧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东京的商业活动开始出现“侵街”的现象，朝廷对这种现象虽然干预过，但屡禁不止…宋仁宗登基之初，只得认可这一事实，干脆将坊墙和市墙统统推到，宣告旧的坊市制度彻底崩溃…坊市合一使近代城市雏形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为城市社会主体的市民阶层表现出旺盛的生活热情和欲望，创造出带有明显商品化色彩的都市文化生活…宋人极重传统节日，商人们利用传统节日，销售节日用品和纪念品。

--摘编自龙建国、廖美英《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文化艺术商品化》

材料二　1911年泰勒在其著作《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提出了专业分工、标准化、最优化等科学管理思想…1913年亨利•福特和他的手下引进了流水线生产方式，采取了汽车通用零部件的理念，使生产一部车的时间由14小时减少到1.5小时。T型轿车就是这种生产方式的产物，它是廉价家用轿车的原型。美国登记在册的汽车由1900年的8000台增加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2700万台^1914年福特宣布将工作在生产线上的工人的最低工资增加到每天5美元，这几乎是当时美国产业工人平均工资的两倍。但是为亨利•福特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28年，一家报纸将福特称为“工业法西斯主义”，装配线上的工作是重复的和计件的，“你可能会摔死，但是他们不会停止生产线”。当生产线和以前一样发生周期性停产时，工人就会被解雇，而且没有任何补偿。福特在生产车间安置监工，动辄就会解雇那些稍有不满的工人。但是，福特的确生产出了廉价的汽车，而且改变了美国的社会面貌。

--摘编自约翰•马克•法拉格等《合众存异：美国人的历史》

材料一   明代中后期，出现了文人经商风潮，对文人学士而言，通过文字谋利，是他们比较容易参与的商业行为，于是一批士人书商出现了。大量文人在自己熟悉的图书领域寻求生计，进一步加速了书籍商业化的程。此时出书品类繁多，数量庞大，鸿篇巨制频现，无论经史，还是日用类书、通俗小说，都以惊人速度发展。南京、苏州、杭州等地皆为重镇，常熟、湖州等地也在书籍出版领域拥有无法替代的特殊地位。借助江南地区优良的水路交通条件，整个区域联结成成熟而活跃的书籍刻印出版和消费市场，并与福建、江西、两湖、江北、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等地域形成全国性的书籍交流网络。

——摘编自章宏伟《明中后期江南出版业的勃兴》等

材料二   甲午战后，维新志士以报纸、期刊、图书为宣传工具，输入西学，启蒙新知，一时间，出现了国人争相办报的热潮。1900-1911年，中国通过日文、英文、法文共译各种西洋书籍至少1599种，超过此前90年中国译书的总和。庚子以后，清政府改革教育，变更学制，特别是废科举兴学堂，带来了庞大的教科书市场。一些民营出版机构抓住机遇，编写了适应时代需要的新教科书，如商务印书馆陆续出齐了成套的《最新教科书》，因销路十分广泛，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1902年，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揭开了小说出版史的新篇章，其表征是小说出版的蔚为壮观，1903-1911年的9年间就出版、翻译小说2377种。清末民营出版业的崛起，使之成为了清末三足鼎立的出版主体之一。

——摘编自吴永贵《论清末民营出版业的崛起及其意义》等

材料三   改革开放后，中国图书出版业整体出现加速繁荣的态势。到2013年，中国的传统出版业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的规模位居世界第二，印刷业总产值居世界第三，在世界出版业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在当代中国，出版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能够起到凝聚民心、鼓舞士气、振作精神、形成合力的作用。

——摘编自周蔚华《重新理解当代中国出版业》等

材料一   明朝中后期，原产美洲的玉米、红薯传入中国，提高了粮食产量，使许多原本用以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改种桑树、棉花等经济作物。在浙江湖州，每亩桑田出售桑叶可获利5两白银，比种植水稻要高出一到两倍。当地部分养蚕人自己不种桑树，依靠购买桑叶养蚕。嘉定县因种植棉花，“不产米，仰食四方”。当时商业很发达，商人拥有雄厚的资本。例如，徽州商人“藏镪（白银）有至百万者”，而资本二三十万两白银的，只能算是中等规模的商人。

材料二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民间海外贸易兴起，中国海商的足迹几乎遍布东南亚各国。他们用瓷器、丝织品换取南洋的香料、药材和珠宝。欧洲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来后，则用白银换取中国的生丝和瓷器。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开放海禁，在漳州府的月港设督饷馆，私人海上贸易取得某种程度的合法地位。在明朝的海外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出超地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不得不用大量白银来支付贸易逆差。海外白银的流入，增加了国内白银的总量，扩大了白银的流通范围。货币开始以白银为主。

——以上材料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一   市镇到南宋时普遍呈现出兴盛的景象。临安城郊的市镇“商贾骈集,物货辐萃”,江阴的江夏市“商船倭舶,岁常辐辏”,嘉兴的濮院市“机杼之利,日生万金”。在南宋江南那些繁荣的市镇中,已初步形成像州县城市那样的市区。如吉州的永和镇“辟坊巷六街三市”,平江府的平望镇“邸肆间列”。

——摘编自陈国灿《略论南宋时期江南市镇的社会形态》

材料二   市镇，亦称市集、墟、场，往往在多个村庄的中心地带。明正德年间松江府青浦县的朱家角“商贾凑聚，贸易花布，为今巨镇”。在江南地区，史载“鬻诸双林镇，为织包头纱之用”。在17世纪，仅荷兰东印度公司就运出景德镇等中国瓷器1600万件。制瓷业的发展不仅带来巨额的利润，也带来了更多的自由雇工。

——摘编自林家豪《明代工商业城镇的形成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