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尚书六部，乃政府公职，而九卿则是王室私属。从九卿转变到六部，正是政府逐步脱离王室独立之明证…一相嫌于专擅，且亦事冗不给；多相则互委，不专责，易生同异，以致扰败。尚书置左右仆射，分判六部，各治三官，可免上述之弊。而尚书惟在政务之推行，至于出命覆夺，尚有中书、门下。故曰三省之于宰相，六部之于九卿，不得不说是政制上之一进步。
——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二 “天圣以来，国用浸广，有请算缗（算缗：给商人增加赋税）以助经费者。仁宗曰：货泉之利，欲流天下通有无，何可算也？”“开宝四年（公元971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州、明州置司。”“熙宁五年（公元1071年），诏发运使薛向曰：“‘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
——节录自《宋史·食货志》（下）卷八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三省六部制是“政制上之一进步”的理由。
(2)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归纳指出宋代商业政策出现的变化。
材料一 考古发掘显示，宋元时期，契丹境内出土的钱币主要为宋钱，占总数的70%左右；目前出土的金代窖藏铜钱以北宋铜钱品种最多，约占钱币总数的90%以上；从西夏遗址、窖藏中发现，宋钱币占西夏流通钱币总数的90%以上。在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地，均有大量的宋币出土。到1959年止，东非发现中国、罗马等古代钱币中中国钱币占57%，其中能鉴定出年代的又有91%是宋钱。
材料二 除了宋朝货币币制先进，货币体系完善之外，当时海上贸易在商业运输成本、运输规模、贸易周期等方面与陆上贸易相比，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两宋均重视商业贸易的发展，如宋神宗就曾经说：“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宋高宗强调：“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亚洲海路贸易从而空前繁荣。
——摘编自张星《宋元时期中国货币域外流通研究及当代启示》崔蕊满《宋代钱币的国际化程度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宋钱在当时所处的国内和国际地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钱重要历史地位形成的原因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14 世纪初，尼德兰安特卫普的集市逐渐发展起来。安特卫普集市一年举行两次，每次开放两周。安特卫普的市政当局拥有管理集市的权利，制定了针对钱币兑换和商业信用的制度，不强迫外来商人必须出售所有带来的商品等。14 世纪20-30年代，安特卫普地区的集市吸引了整个尼德兰的商人和手工业者、英格兰羊毛商、布匹零售商，一些意大利商人、南德意志商人还带来了大量布匹、酒、胡椒、玻璃器皿、金属制品等。到了15世纪末，安特卫普集市开始向综合性的交易所转变。
——摘编自宁凡《15-16世纪欧洲集市的转变——以尼德兰集市为例》
材料二 明初以来集市日渐发展和繁荣，如盛产线罗纱绸的盛泽镇，“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摩肩连决”；以产包头绢而闻名的双林镇，“各直省客商云集贸贩，里人贾鬻他方，四时往来不绝”。在这些市镇上，作坊主们为适应日益发展的市场需要，不断扩大其生产规模，并雇佣了较多的工匠。这些市镇附近的农村越来越多地从事商品作物的经营。如有的种桑、蔗、红花，棉；有的种蔬菜、水果、烟草等，但作坊主们“得不到官方的鼓励”，作为农业经济补充的商品化，往往被限制在维持小农经益的再生产限度内。随着人口的增长，“政府也变得更加集权，以试图控制迅速增加的民众”。这一切都导致了市场力量的发育与运作过程完全被扭曲。
——摘编自韩大成《明代的集市》等
(1)据材料一，归纳安特卫普集市的特点。
(2)据材料二，概括明代集市发展和繁荣的积极作用。
(3)据综合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从唯物史观角度分析两地集市转型一成一败的不同原因。
| A．劳动力商品化明显 | B．人身依附关系严密 |
| C．城乡经济联系松弛 | D．抑商政策有所调整 |
材料一 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在兴衰迭起中维持了千年，1453年被奥斯曼人灭亡。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控制着重要的商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地中海地区的商业中心。它的货币是国际标准交换媒介，帝国的出口转运贸易和国内商业达到了西方国家无法企及的水平，不仅推动了本身的经济文化发展，也促进了中世纪西欧贸易活动的复兴和城市的兴起，加快了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商业活跃。拜占庭政府积极吸引各国商人进入帝国境内经营，把征收进出口关税的特权赐给了在东地中海地区进行贸易活动的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为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帝国的商人及其商品，对西欧摆脱其封建的自给自足经济，对意大利城邦走上控制地中海商业的道路，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拜占庭商业的不断进步，使帝国始终保持强大的国力，积累了雄厚财富，传下了由查士丁尼编纂的罗马法、由认真的学者们加以汇集、注释和保存的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的文学、艺术名著和宗教。
---摘编自徐家玲《拜占庭在中世纪地中海商业复兴中的地位》
材料二 唐朝长安城的坊市制度不仅进行了市与坊的划分,而且在市内又设有行与 肆。随着商业的繁荣，产生了许多新兴行业，如绢行、肉行、磨行、药行等。市坊制对市坊、行、肆的划分,推动了行业分工的细化。在商业发展的推动下，长安城内出现了南市与北市,城郊草市的繁荣扩大了城市规模，推动了古代城市化进程。市坊的划分将商业贸易空间规定在狭小的范围内，政府还运用行政法律手段限制市的规模的扩大。经考古勘测，长安城面积约为83平方公里，东西两市分别为 0.924平方公里、0.956平方公里,仅为长安城面积的 2.2%。市坊制下的商业贸易活动范围十分有限，无法满足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也不利于商人扩大经营。市坊之下商业原有市铺已经划定，投身贩卖之业的平民不得不进行灵活性较强的流贩贸易。唐初,对坊市商贩征税为“三十税一”，后来变为“税十之一”甚至“税五之一”。中唐以后,管理者“大索长安城中坊市商贾所有积屯货物，意其不实，辄加榜捶，人不胜苦，有缢死者”，政府越来越腐化，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弊端显露，坊市制度走向瓦解。
----摘编自李小虎、卢川《从市坊制度看唐代商业发展》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归纳拜占庭帝国商业繁荣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唐代坊市制度的积极作用。
(3)依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唐朝后期市坊萧条和走向瓦解的原因。
材料一 宋代的国内市场既包括交流各地商品的全国性市场，又包括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市场，还包括以乡村草市为代表农村基层市场。当时流通的商品，既有粮草布帛、耕牛等，还有各地的土特产和著名的手工产品，如定州缂丝，苏州黄草心布，越州寺绫等；同时，海外进口的商品也大量涌现，如从日本流入的金沙金珍珠、药珠等。从商品的流动方向来说，以淮河为界，可分为“南货”与“北货”。当时这些南北货的中转交换地点是作为海港的密州、澉浦镇等，内陆城市的永兴军、江陵、寿春等；南宋时则有盱眙军、楚州北神镇、杨家寨等。然而，虽说是南北货的交换，但北方产的除绢、药物之外，基本上是南方产的物资流入北方。
——摘编自包伟民《宋朝简史》
材料二 商业贸易是推动经济形态变革和深化国际分工的动力。纵观世界近代史，世界市场的产生和形成过程，正是国际贸易从西欧，从环地中海区域逐渐扩展到非洲、亚洲、南北美洲及大洋洲的历史。15世纪末以来，大宗烟草、玉米、橡胶等新物产出现于欧洲市场，大批黑人也被贩卖到美洲大陆为奴隶。葡萄牙西班牙、尼德兰法国、英国等国相继成为国际贸易与航运中心。18世纪60年代以来，欧洲的资产阶级，尤其英国人奔走于世界各地，到处扩张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进一步开拓了世界市场。在此过程中，现场看货的传统方式让位于凭样品签约，期货交易额增长很快。20世纪初，世界市场最终确立。
——摘编自萧国亮《世界经济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国内市场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世界近代史相关史实，说明商业贸易发展与世界市场形成之间的互动关系。
材料一 唐代巴蜀地区城市居民生活所需的农副产品、日常用品，乃至各种奇珍异宝，皆能在市场上买到，农村地区的手工业品、农副产品源源不断输送至城市市场中。城市中居民大都脱离农业生产，生活所需多从专业化的“米市”“布市”中采购获得。各大城市中的夜市悄然兴起，在“市”以外各坊日渐散布商肆店铺。城市中还出现了大量的酒肆、酒楼，开设了大量的旅店以供住宿，不仅有许多官、私医生可为人们诊病，而且还设有药市或药肆等为居民买药提供方便。
——摘编自李映涛《唐代巴蜀城市商业发展特征浅析》
材料二 15~18世纪，英国伴随着城市经济的扩张，旧的国内贸易格局逐渐被打破，商业联系加强，跨区域长距离贸易迅速增多，大宗商品如羊毛、呢绒、谷物、畜产品等都在国内市场上大规模地跨区域流动，统一的国内市场最终形成。对外贸易主要贸易区由最初的欧洲拓展到东印度和美洲，到l8世纪英国对外贸易已经遍布全球各地。 1554~1680年间建立了 49 个股份制公司，至1695年，增加到150个。商店、交易所、客栈等灵活自如、方便及时的新的流通方式出现。伴随16、17世纪商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各种信用手段如借贷、汇票、期票、债券和抵押等都已流行。 17世纪中期以后，汇票也成为一种可转让的票据。18世纪时，信用是贸易运作的关键，许多公司的资产都是以信用结算而不是以现金结算，筹措资金也变得更加复杂。与此同时，政府也进行了公共财政改革，以发行证券与公债券来筹集资金。
——摘编自王瑞红《转型期英国商业发展及对商人的挑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巴蜀城市商业发展的特征，并简评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转型期英国商业发展的主要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唐代“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其中“禁珍异”带有明显的货物检验特征。宋代市舶司正式被赋予进出口商检职能，通过“征榷”等手段对货物进行管制，依据货物不同品质确定不同的抽取税率。元代颁布的《市舶则法》规定，舶商必须“依例招保舶牙人保明，牙人招集人伴数名”，下船收买货物开具的公验上写明“本船财某人、纳首某人、货物斤重”等货物与船舶鉴定的内容。明朝时商检职能逐渐交由市舶牙行担任，牙行在朝贡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清代十三行明确规定，“货价既经协议妥贴以后，货物应力求道地，有以劣货欺瞒夷商者罚”。
——摘编自徐鉴《中国早期商检机构的萌芽》
材料二 1929年以前，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检验流程多为外国人把持，在借鉴英法等国的商检立法下，南京国民政府于1929年将各类检验机构接办或收回，在全国重要通商口岸设立商品检验局，统一进行行政管理。抗战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集结工商业人士，先后召开三次商品检验会议，对全国商品检验实施程序案、各项商品检验标准等进行具体商讨。1930年出台的《商品检验暂行条例》明确了商品检验任务包括：检验国产商品及输入商品之有搀伪积弊者；检验国产商品及输入商品之有毒害危险可能者；检验国产商品及输入商品之需要鉴定等级者。
——摘编自陈晋文《近代商品检验制度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商品检验机制的发展趋势。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海关商品检验制度确立的背景，并简析其作用。
材料一 宋代城市，除了专门的酒楼、茶馆、食店（风味饭店）、肉行、饼店、鱼行之外，还有许多流动商贩，产品包括点心、干鲜水果、肉脯等不下百种。东京城商铺林立，一应俱全，尤其是来自海外的香料铺也出现在街头，说明当时市民百姓阶层也开始使用香料了。宋代政府让各类商人组成行会，并按行业登记在册，否则就不能从事该行业的经营。盐、茶等商品具有特殊性，往往会由政府专营。
——摘编自刘永加《唐宋时期如何活跃消费市场》
材料二 20世纪30年代国内外严峻的局势催生了国货运动，国民政府工商部严令各省市总商会，国货商品必须冠以国货字样。官办的《广播周报》专门开辟了无线电问答节目，围绕国货访谈展开讨论。此外，民国时期的报馆、杂志社与出版社等亦聚焦于国货运动，登载了各种有关国货运动的文章、评论、条例与统计报告等。在提倡国货运动的声浪中，多数城市富裕家庭衣食住行的必备品至少部分由洋货变为国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商品的相关状况
| 时间 | 中国进出口状况 |
| 1978年 | 我国进出口总额只有355亿元，不足2018年的千分之二。 |
| 1979年 | 中国进口第一批可口可乐，这在当时算得上是奢侈品。此后，惠普、通用、东芝、夏普等品牌陆续进入中国。 |
| 1978年到2017年 | 我国出口总额从168亿元提高到15.3万亿元，增长914倍，年均增速为19.1%。2017年中国“双11”购物节吸引了225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第1分钟就有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的买家涌入，手机、服饰、平板电视、笔记本电脑等产品受到海外消费者的热捧。中国人实现了轻松地“买卖全球”，中国则一步步晋升为“世界工厂”，又逐渐转变为了“世界市场”。 |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人买卖遍全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城市消费市场活跃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消费观念的变化，并谈谈你对“中国人买卖遍全球”的认识。
材料一苏州地区的社会生活，在晚明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追求奢靡，去朴从华，新奇刺激，轻视礼教，成为当时城市社会取向。社会各阶层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多样化、享乐化的同时，还对文化生活必需品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化生活因此而繁荣发达，纷呈多样。该地风尚往往开风气之先，成为许多地区乃至全国争相效仿的时尚。而到了清朝前期，苏州举凡吃、住、行、玩，都有相应的服务行业和服务设施，达官富豪可以在那里尽情享受，技艺百工可以在那里觅食谋生。市民生活与市场的联系更为紧密，他们追求高档次的物质生活，社交形式趋新，追求丰富的精神生活等。
——摘编自韩佳女、姚媛、赖冰清《论明清时期的江南城市与文化》
材料二自1760年到1800年，英国的城市人口比重由10%上升到20%，但这个时期属于城市化的早期阶段，上升速度比较缓慢。1760年的英国，工业革命的范围主要是轻工业，分布在钢铁、煤炭、交通等重要的部门，由于关键的技术问题未得到解决，一时尚未有突破性的进展。19世纪是英国城市化迅猛发展的阶段，在1801~1851年，英国城市人口所占的比例由20%上升到50.2%，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在这个阶段中，纺织业的发展是城市化前进的重要动力，随着蒸汽机的普及，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到1815年时，英国已拥有几千台蒸汽机，英国的棉纺织企业主大部分成了“蒸汽工厂狂”。这个阶段出现了一批由交通运输业带动产量的城市。自19世纪20年代第一条铁路的建成到19世纪50年代铁路网的形成，英国仅用30年的时间，其间，与铁路发展配套的各行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摘编自牟元军《论英国近代城市化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明至清朝前期江南城市社会生活的变化。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9世纪上半期英国城市化迅猛发展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