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徒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
材料二 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移任湖广总督之后，原订炼铁厂设备也随之改运汉阳。铁厂厂址选定汉阳龟山山麓，1890年11月动工兴建，光绪十九年（1893）9月建成，光绪二十年（1894）投产，属于官办企业。由于铁厂是完全的官办企业，弊端丛生，从光绪二十年投产到光绪二十二年，亏损累累……朝廷已经无力支撑如此大的国企亏损，只好将官办改为官督商办，由盛宣怀接手，招募商股，铁厂慢慢艰难运行。为了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盛宣怀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申请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一，经清廷批准后，遂遵照商律股份有限公司条例，在农工商部注册，改官营为商办。
材料三 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二，中国制造行销全球；不再怕和老外打官司；中国企业走出去；汽车，电信资费越来越便宜；全球同步看大片；外资银行触手可及；纺织业农业等历经风雨；学会按国际规则办事；悄然更新的发展观念。
(1)据材料一，概括指出汉代商业发展的基本状况和原因。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分析汉阳铁厂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两次转变的主要原因。
(3)依据材料三简要归纳中国入世对中国与世界的主要影响？
材料一 西域道通以后，天山南北地区第一次与内地为一体，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深适的意义。除此以外，中原同西域乃至更远地区之间，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西域的葡萄、石榴、苜稽、胡丘、胡麻、胡瓜、胡蒜、胡桃等植物，陆续向东土移植；西域的良马、索驼、各种奇禽异兽以及名贵的毛贸品，也都源源东来。以后，佛教和佛教艺术也经中亚传到西域，再向东土传播，对于中国文化发生了根大的影响。中原地区则向西域输送大量的丝织品和金属工具，并把铸铁、畲井（包括并渠）的技术传到西域。这种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西域社会的进步，也丰富了中原汉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摘编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下）册》
材料二 宋朝对外贸易示意图
(1)根据材料一，概括说明西汉丝绸之路开辟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宋朝对外贸易的特点。
材料一 与宋朝有经济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在60个以上，遍及东亚，东南亚、南亚，红海沿岸，频繁的海外贸易刺激了货币需求，“中国铜钱热”由此兴起。两宋铜钱制作精良、币值稳定，适应了香料、象牙等零散土货的交易需要，因而蕃商“非铜钱不售”。宋廷秉承“薄来厚往”的原则，慷慨地向外国贡使回赐铜钱。海外诸国多通用铜钱，交趾“下令其国，（铜钱）许入不许出”，日本则将宋钱定为法定货币。各国海商“蕃舶巨艘，形若山岳，乘风驾浪”，来华贸易常夹带海量铜钱，以为镇国之宝”，导致“福建之钱聚而泄于泉之蕃舶”的局面。
——摘编自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等
材料二 明代中期以后“福建、广东近海之地，多行使洋钱”，西班牙“双柱”、墨西哥“鹰洋”、荷兰“马剑”、英国“站洋”等流通最广。有学者估测，明代输入福建的西方白银数额5152.26万两，清代输入9347.74万两。由于计数简单、样式精美、便于捐带，官民交易、完粮纳税、商业记账等多以外国银币结算。明末以来，福建商民乃至地方官府依外洋形制、重量、成色，仿铸银元。随着银币大量流入，民间融资日益便利，私营瓷窑、民营制糖作坊等蓬勃发展，农副手工业产品“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明中期漳州府6县仅有11个市镇，明末则发展为10县，69个市镇，“里巷衣冠，必曰京式。器御酒果，非吴下不珍。”
——据叶伟奇《钱从海上来一从海上丝绸之路流入福建的外国银币》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海外诸国“中国铜钱热”产生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归纳明清时期福建外国银钱的特点，分析外国银钱流入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考古发掘显示，宋元时期，契丹境内出土的钱币主要为宋钱，占总数的70%左右；目前出土的金代窖藏铜钱以北宋铜钱品种最多，约占钱币总数的90%以上；从西夏遗址、窖藏中发现，宋钱币占西夏流通钱币总数的90%以上。在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地，均有大量的宋币出土。到1959年止，东非发现中国、罗马等古代钱币中中国钱币占57%，其中能鉴定出年代的又有91%是宋钱。
材料二 除了宋朝货币币制先进，货币体系完善之外，当时海上贸易在商业运输成本、运输规模、贸易周期等方面与陆上贸易相比，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两宋均重视商业贸易的发展，如宋神宗就曾经说：“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宋高宗强调：“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亚洲海路贸易从而空前繁荣。
——摘编自张星《宋元时期中国货币域外流通研究及当代启示》崔蕊满《宋代钱币的国际化程度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宋钱在当时所处的国内和国际地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钱重要历史地位形成的原因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14 世纪初，尼德兰安特卫普的集市逐渐发展起来。安特卫普集市一年举行两次，每次开放两周。安特卫普的市政当局拥有管理集市的权利，制定了针对钱币兑换和商业信用的制度，不强迫外来商人必须出售所有带来的商品等。14 世纪20-30年代，安特卫普地区的集市吸引了整个尼德兰的商人和手工业者、英格兰羊毛商、布匹零售商，一些意大利商人、南德意志商人还带来了大量布匹、酒、胡椒、玻璃器皿、金属制品等。到了15世纪末，安特卫普集市开始向综合性的交易所转变。
——摘编自宁凡《15-16世纪欧洲集市的转变——以尼德兰集市为例》
材料二 明初以来集市日渐发展和繁荣，如盛产线罗纱绸的盛泽镇，“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摩肩连决”；以产包头绢而闻名的双林镇，“各直省客商云集贸贩，里人贾鬻他方，四时往来不绝”。在这些市镇上，作坊主们为适应日益发展的市场需要，不断扩大其生产规模，并雇佣了较多的工匠。这些市镇附近的农村越来越多地从事商品作物的经营。如有的种桑、蔗、红花，棉；有的种蔬菜、水果、烟草等，但作坊主们“得不到官方的鼓励”，作为农业经济补充的商品化，往往被限制在维持小农经益的再生产限度内。随着人口的增长，“政府也变得更加集权，以试图控制迅速增加的民众”。这一切都导致了市场力量的发育与运作过程完全被扭曲。
——摘编自韩大成《明代的集市》等
(1)据材料一，归纳安特卫普集市的特点。
(2)据材料二，概括明代集市发展和繁荣的积极作用。
(3)据综合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从唯物史观角度分析两地集市转型一成一败的不同原因。
材料一 尚书六部，乃政府公职，而九卿则是王室私属。从九卿转变到六部，正是政府逐步脱离王室独立之明证…一相嫌于专擅，且亦事冗不给；多相则互委，不专责，易生同异，以致扰败。尚书置左右仆射，分判六部，各治三官，可免上述之弊。而尚书惟在政务之推行，至于出命覆夺，尚有中书、门下。故曰三省之于宰相，六部之于九卿，不得不说是政制上之一进步。
——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二 “天圣以来，国用浸广，有请算缗（算缗：给商人增加赋税）以助经费者。仁宗曰：货泉之利，欲流天下通有无，何可算也？”“开宝四年（公元971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州、明州置司。”“熙宁五年（公元1071年），诏发运使薛向曰：“‘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
——节录自《宋史·食货志》（下）卷八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三省六部制是“政制上之一进步”的理由。
(2)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归纳指出宋代商业政策出现的变化。
材料一 元代商税税率较轻，至元七年（1270年），定“三十分取一之制”。宋元时期，制度化的抑商内容已五去其四，仅在专卖制度中有部分保留。“通商”一词在《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中出现的频率陡然增高，仅《宋史》一书，“通商”一词即出现近50次。《金史》《元史》等史籍中，也出现不少“通商贾”“通商惠工”“力墙通商”的记载。在宋元时期的商业政策中，虽然抑商仍未消失，但通商“日益复兴”，通商已深度地参与到国家治理之中，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材料二 “抑末”是明代的一项宏观的国家经济管理政策，主要是平衡各经济部门的关系，驱使游惰之民归于南亩，保证有足够多的人手从事农业生产，维护传统社会的稳定。而国家理性地对待商业，实行“通商”，则主要是为了足边、裕国、便民，解决国家面临的重大难题，具有浓厚的工具理性色彩。在制度层面，商人已享有和庶民同等的政治、经济及日常生活方面的地位和权利，解除了束缚商人近两千年的枉格。不过，也应注意到……文化观念的发展具有相对的滞后性，抑商观念仍会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并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制度与行为也会有不相一致之处，抑商行为当然也不可能立即消失。明万历以后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明富《明代商业政策再认识》
（1）根据材料一，归纳宋元时期“通商‘日益复兴’”的理由。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代“通商”政策的特点。
（3）综合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宋、元、明三代的“通商”政策。
材料一：自宋朝开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宋代政府在对农业与商品经济关系的处理上出现了许多与历朝的不同之处。唐朝的“坊市制度”在宋代被取消，此举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重农抑商情况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国家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因而商业的发展只能对统治者有利，而不会影响其统治地位。宋代仍然把农业放在经济发展首位并注意改进农业生产工具，奖励垦荒，因此，至天圣年间（1023～1033年）农业得到很大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手工业的兴旺，造船的发达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这时指南针已普遍用于航海。造纸、雕版印刷、火药均已出现。此外，纺织、制瓷、矿冾等各部门都有显著发展，各业作坊规模之大，超越前代。
——摘编自邓晓影《宋代商业发展与商人地位的提高》
材料二：到了晚明时期，由于玉米和番薯等新的粮食作物的引进和推广，粮食生产有了突破性的发展。由于经济效益可观，种棉和养蚕更是蔚然成风。各地商品的种类比以往更丰富，而这又进一步促使工商业专业市镇的大量兴起。如松江，是明代最著名的棉纺织业中心，有众多手工业专业市镇和商品集散地，其中朱泾镇“四乡盛产棉花，乡人精于纺织，所产标布质地精细”。随着经营范围的扩大、资本的增多、竞争的激烈，开始产生了一批商业集团，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商帮。其中最著名的是徽商，不仅人数多，而且资本雄厚，经营多种行业。在明清之前，人们都以习儒或做官为一生的奋斗目标。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新“四民观”和“工商皆本”思想的出现，许多文人学士也开始加入到从商队伍中，“弃儒就贾”成为当时的风气。但是商业化的发展也进一步刺激了社会的世俗化，社会的商业化使人心趋于机械、变诈，人们唯利是图。
——摘编自陈君齐洋锟《晚明的商业发展与社会变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朝商业繁荣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晚明商业发展的表现及影响。
材料一 明中叶至清中叶，在苏州、嘉兴、湖州三府交界处，形成了与世界市场遥相呼应的区域性蚕桑丝织经济圈。下表所示为苏嘉湖区域蚕桑丝织圈市镇经济交往网络。
| 苏嘉湖区域蚕桑丝织圈市镇经济交往网络 | ||||||||||
| 市镇 | 桑籽 | 桑秧 | 桑叶 | 蚕种 | 蚕 | 鲜茧 | 生丝 | 丝绸 | 米粮 | 备注 |
| 乌青 | ⊙ | ⊙ | ⊙ | ⊙ | ⊙ | ▲ | 蚕桑最盛，却几无绸业 | |||
| 石门 | ⊙ | ⊙ | ⊙ | □ | ▲ | 距乌青30里 | ||||
| 菱湖 | □ | ⊙ | □ | 丝产量在湖州府领先 | ||||||
| 南浮 | ⊙ | ⊙ | ⊙ | □ | ⊙ | ⊙ | □ | 丝产量居湖州府第二 | ||
| 震泽 | ▲ | ⊙ | □ | 东距南浔12里 | ||||||
| 双林 | □ | ⊙ | ⊙ | ⊙ | 丝业与织业均衡发展 | |||||
| 盛泽 | □ | ⊙ | 专营织绸，不事蚕桑 | |||||||
| 新市 | ⊙ | ⊙ | ⊙ | ⊙ | 丝产量居湖州府第三 | |||||
| 洞庭山 | ⊙ | ⊙ | 桑叶的最大“外援” | |||||||
注：⊙跨区城集散中心□区域内集散中心▲仅辐射四乡的集散地
——摘编自罗婧《世界市场与苏嘉湖蚕桑丝织经济圈》
材料二 近代以来，德国鲁尔区城市发展经历了单一的煤矿城市—钢铁城市—化工城市—综合性城市的发展道路。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以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为支柱的德国（西德）鲁尔区开始衰落。1962年，汽车巨头欧宝开始在波鸿建造汽车制造厂，此后的十年间，波鸿鲁尔大学、多特蒙德大学和埃森大学纷纷建立。1964年，鲁尔地区第一家购物中心在波鸿—鲁尔公园附近建成。1977年，在波鸿—达尔豪森铁路仓库空旷的建筑化身为一座文艺范儿十足的铁路博物馆。1979年，鲁尔区第一个工业文化博物馆正式开幕，古老的船闸成为工业时代的象征被保存下来，无数欧洲人慕名而来参观幽深的采煤巷道。2010年，埃森作为鲁尔地区53个城市的代表，被授予“欧洲文化之都”称号。
——摘编自白孟宸《向黑暗的黄金时代说再见战后鲁尔地区的转型与新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苏嘉湖区域市镇经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德国鲁尔区城市转型的表现。
| A．劳动力商品化明显 | B．人身依附关系严密 |
| C．城乡经济联系松弛 | D．抑商政策有所调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