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考古发掘显示，宋元时期，契丹境内出土的钱币主要为宋钱，占总数的70%左右；目前出土的金代窖藏铜钱以北宋铜钱品种最多，约占钱币总数的90%以上；从西夏遗址、窖藏中发现，宋钱币占西夏流通钱币总数的90%以上。在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地，均有大量的宋币出土。到1959年止，东非发现中国、罗马等古代钱币中中国钱币占57%，其中能鉴定出年代的又有91%是宋钱。
材料二 除了宋朝货币币制先进，货币体系完善之外，当时海上贸易在商业运输成本、运输规模、贸易周期等方面与陆上贸易相比，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两宋均重视商业贸易的发展，如宋神宗就曾经说：“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宋高宗强调：“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亚洲海路贸易从而空前繁荣。
——摘编自张星《宋元时期中国货币域外流通研究及当代启示》崔蕊满《宋代钱币的国际化程度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宋钱在当时所处的国内和国际地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钱重要历史地位形成的原因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与宋朝有经济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在60个以上，遍及东亚，东南亚、南亚，红海沿岸，频繁的海外贸易刺激了货币需求，“中国铜钱热”由此兴起。两宋铜钱制作精良、币值稳定，适应了香料、象牙等零散土货的交易需要，因而蕃商“非铜钱不售”。宋廷秉承“薄来厚往”的原则，慷慨地向外国贡使回赐铜钱。海外诸国多通用铜钱，交趾“下令其国，（铜钱）许入不许出”，日本则将宋钱定为法定货币。各国海商“蕃舶巨艘，形若山岳，乘风驾浪”，来华贸易常夹带海量铜钱，以为镇国之宝”，导致“福建之钱聚而泄于泉之蕃舶”的局面。
——摘编自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等
材料二 明代中期以后“福建、广东近海之地，多行使洋钱”，西班牙“双柱”、墨西哥“鹰洋”、荷兰“马剑”、英国“站洋”等流通最广。有学者估测，明代输入福建的西方白银数额5152.26万两，清代输入9347.74万两。由于计数简单、样式精美、便于捐带，官民交易、完粮纳税、商业记账等多以外国银币结算。明末以来，福建商民乃至地方官府依外洋形制、重量、成色，仿铸银元。随着银币大量流入，民间融资日益便利，私营瓷窑、民营制糖作坊等蓬勃发展，农副手工业产品“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明中期漳州府6县仅有11个市镇，明末则发展为10县，69个市镇，“里巷衣冠，必曰京式。器御酒果，非吴下不珍。”
——据叶伟奇《钱从海上来一从海上丝绸之路流入福建的外国银币》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海外诸国“中国铜钱热”产生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归纳明清时期福建外国银钱的特点，分析外国银钱流入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明中叶至清中叶，在苏州、嘉兴、湖州三府交界处，形成了与世界市场遥相呼应的区域性蚕桑丝织经济圈。下表所示为苏嘉湖区域蚕桑丝织圈市镇经济交往网络。
| 苏嘉湖区域蚕桑丝织圈市镇经济交往网络 | ||||||||||
| 市镇 | 桑籽 | 桑秧 | 桑叶 | 蚕种 | 蚕 | 鲜茧 | 生丝 | 丝绸 | 米粮 | 备注 |
| 乌青 | ⊙ | ⊙ | ⊙ | ⊙ | ⊙ | ▲ | 蚕桑最盛，却几无绸业 | |||
| 石门 | ⊙ | ⊙ | ⊙ | □ | ▲ | 距乌青30里 | ||||
| 菱湖 | □ | ⊙ | □ | 丝产量在湖州府领先 | ||||||
| 南浮 | ⊙ | ⊙ | ⊙ | □ | ⊙ | ⊙ | □ | 丝产量居湖州府第二 | ||
| 震泽 | ▲ | ⊙ | □ | 东距南浔12里 | ||||||
| 双林 | □ | ⊙ | ⊙ | ⊙ | 丝业与织业均衡发展 | |||||
| 盛泽 | □ | ⊙ | 专营织绸，不事蚕桑 | |||||||
| 新市 | ⊙ | ⊙ | ⊙ | ⊙ | 丝产量居湖州府第三 | |||||
| 洞庭山 | ⊙ | ⊙ | 桑叶的最大“外援” | |||||||
注：⊙跨区城集散中心□区域内集散中心▲仅辐射四乡的集散地
——摘编自罗婧《世界市场与苏嘉湖蚕桑丝织经济圈》
材料二 近代以来，德国鲁尔区城市发展经历了单一的煤矿城市—钢铁城市—化工城市—综合性城市的发展道路。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以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为支柱的德国（西德）鲁尔区开始衰落。1962年，汽车巨头欧宝开始在波鸿建造汽车制造厂，此后的十年间，波鸿鲁尔大学、多特蒙德大学和埃森大学纷纷建立。1964年，鲁尔地区第一家购物中心在波鸿—鲁尔公园附近建成。1977年，在波鸿—达尔豪森铁路仓库空旷的建筑化身为一座文艺范儿十足的铁路博物馆。1979年，鲁尔区第一个工业文化博物馆正式开幕，古老的船闸成为工业时代的象征被保存下来，无数欧洲人慕名而来参观幽深的采煤巷道。2010年，埃森作为鲁尔地区53个城市的代表，被授予“欧洲文化之都”称号。
——摘编自白孟宸《向黑暗的黄金时代说再见战后鲁尔地区的转型与新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苏嘉湖区域市镇经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德国鲁尔区城市转型的表现。
酿酒业、酒文化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在东西方都有悠久历史。
材料一在宋朝的一些重大事件中，无论是“黄袍加身”，还是“雪夜访普”“杯酒释兵权”，都有酒的影子。从《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载可知，北宋时期宫廷宴饮礼节十分繁琐。在东京城的酒肆里，酒客们花钱取乐，酒事活动丰富多彩。在孟元老笔下，北宋东京城酒楼众多，经营有序。酒楼经营者对酒楼中各族各色人等都以礼相待。北宋中期后，东京城的夜市分布范围极广，通宵达旦的夜市为酒客提供了饮酒的便利。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又称“午日节”），古人认为这一天是不祥的“恶日”“毒日”，故在此日举办各种辟邪活动，并饮菖蒲酒。在北宋，无论是皇亲贵胄还是普通百姓，其婚嫁礼都伴随着多种多样的酒事活动。
——摘编自王佳佳《北宋东京城酒文化研究》新乡学院学报2020年5月
材料二19世纪末，德国葡萄酒法律开始以天然糖分含量作为品质判定的标准，葡萄酒的分级依据放弃了中世纪方式，转而以化学测量评定葡萄汁来对葡萄酒分级。当时一向推崇新教的普鲁士对此大加赞赏，而实际上，德国葡萄酒市场也是一样的想法。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德国业界迎来了“黄金时代：随着德国的工业化进程，很多新型机器被投入到葡萄园的生产中。在酿酒的过程中，有些人用了一些不诚实的方法，走了一些捷径：用希腊的葡萄干代替德国原产葡萄，或是直接灌装意大利的廉价葡萄酒，甚至掺入糖水……许多诚实守信的酒庄主要求出台新的法规以保护合法权益。1892年，法规通过了第一草案：禁止恶劣的欺骗行为。
——摘编自Reinhard Lowenstein《德国近代葡萄酿酒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宋东京酒文化特点与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与北宋相比德国近代葡萄酒业发展的时代背景。
材料一
从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农业产量的增长来看，宋代全国耕地约5.6亿亩，明代约7.842亿亩，清代达到9.248亿亩。宋代年平均粮食产量为464亿斤，明代则上升为696亿斤，清代剧增至2320亿斤。毫无疑问，这些农业上的成就与其生产技术的进步是分不开的。
——摘编自沈定平《从国际市场的商品竞争看明清之际的生产发展水平》
材料二
16至18世纪，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是徽商、晋商、闽商、粤商、赣商、鲁商等聚集着众多商人的商帮的行为，与以往个别商人的经营活动，已不可同日而语。国内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是大宗商品在不同的经济区内交换，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经贸区。江南经贸区是在江南便捷的交通条件和发达的丝织业、棉纺织业等基础上形成的。江南向全国输出的主要是相对高值的丝、棉纺织品，从全国输入的是低值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如粮食、大豆、蓝靛、木材、纸张等。
——摘编自唐文基《16至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萌芽》
(1)根据材料一，指出明清时期农业发展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
(2)根据材料一、二，概括16～18世纪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新现象，并简析其与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材料一 汉代循吏基于“以教为治”的儒家思想和“以吏为师”的历史传统，通过道德教化、发展教育、整顿风俗的方式将儒家“礼治”和“德治”理想付诸合理且有效的实践。在循吏的信念中，教化作为“治道”途径，被视为重要的社会治理手段。他们除了注重通过学校进行知识传播和意识形态教育外，也关注在人伦日用中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向下渗透儒家的社会理想和国家的政治意志。这种治理模式以其弥散性和渗透性，收获了寓教于治、以教化政、以教导政的良好效果。
——摘编自李雅雯《汉代循吏“以教为治”的社会治理模式》
材料二 宋代人口流动促进了城市商业的发展，市民阶层不断发展壮大。宋代有着强烈的保富意识，重视富裕起来的商人阶层。宋儒提出“四民皆本”的思想。宋代政府改变唐代限制贸易的做法，鼓励商业发展，打破唐代“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的禁令，使商人获得了从政的权利。政府还制定法律，对勒索商人的官吏进行惩罚。如果“留滞（商人）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财物，赃轻者徒一年”。宋代对商业和商人的态度造就了中国古代商人的黄金时期。
——摘编自李华桑等《宋代社会治理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推行循吏治理模式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社会治理上的新变化及其目的。
材料一 随着南宋湖北地区军事战略地位的上升，汉江漕运功能越来越显得重要，同时问题也随之出现。汉水运量增大，而官府所付漕运脚钱不仅没有增加多少，反而由于支付湖广会子，而实际脚钱呈下降趋势。以当时市值而论，2贯700文湖广会子才可兑换一贯铜钱交子。由于湖广会子贬值严重，到达鄂州的纲船听说要改拨襄阳，没有不张皇失措的。另一方面，汉江下游嶓冢、仓浪、大别一带，水势湍急，但从汉口溯流至郢州，滩碛比较少见，行船尚不算困难。郢州、襄阳以上水道有所谓36滩之险。纲运至此，必须换上数百小舟转漕，谓之“般滩”，所需费用大大增加。
——摘编自王瑞明、雷家宏《湖北通史宋元卷》
材料二 明末清初80年间，受战乱和人口锐减的影响，汉江航运一度比较冷清。随着康熙中期社会秩序的恢复，汉江上游人口的大幅度增长（部分来自于周边人口涌入），由于汉江流域尤其是山区耕地及亩产增加，经济作物烟草、药材、漆树、油桐、木耳、香蕈等扩种，农业商品化率的提高，以及秦巴山区手工工场的兴办，到乾隆年间有了明显变化，嘉庆、道光两朝形成汉江航运繁荣时期。与此相应，汉江干支流一批城镇逐渐兴盛起来，如汉中港、兴安港、老河口港、襄樊港等等。在汉江流域城镇和集市的流通货物品种，基本上都是日常用品，并且借助汉口镇大批的商人群体，大大加快了本区域的商品流通。
——摘编自张笃勤《文化视域的汉江与武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宋汉江漕运的主要困难，并说明此时期汉江水运地位突显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代汉江流域经济发展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盖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租庸调之法坏而为两税”。
——摘编自《新唐书·食货志》
材料二 户无主客（外来户），以见居为簿（以当时居住地为准登记户籍）。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
——摘编自《旧唐书·杨炎传》
材料三 如果汉代和宋的经济增长分别被称为中国第一次和第二次商业革命，那么1500年到1800年的大扩张就是第三次商业革命。这次革命呈现出了一些新特点：白银在明清经济中扮演了铜钱在宋代经济中的角色，农民在市场出售粮食以获取白银，这使得部分农民从粮食转向种植其他更有利可图的经济作物。城市发展是地方市场繁荣发展的回应，主要发生在作为中间市场的城镇层面，这些城镇的发展比整体的人口增长更迅速，并在基层地方市场和更大的省会城市间提供了纽带。在丝绸和棉花贸易中，城市里的商人资本家常常组织和投资从纺织到染布的全过程——类似17世纪欧洲的“包出制”。当时中国并未发展出全国性的经济，区域经济仍是大多数经济活动的核心，尽管各区域在体量上与一个欧洲大国相当。
——摘编自【美】阿尔伯特·克雷格《哈佛极简中国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两税法实行的原因及特点。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第三次商业革命”的表现。
材料一 15世纪以后，英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民间财富稳步增长，一些商人拥有了对外贷款等金融活动的资本，但放贷取利的行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斥之为“高利贷”，备受教会谴责，英国国王也不断重申取缔高利贷的法令。然而高利贷活动屡禁不止，后来在宗教改革的冲击下，权威当局逐渐承认了利息的合法性。此后，放贷取利的行为一直为英国政府所认可。宗教改革后，大批修道院被解散，农业生产者从基督教会获得贷款渠道也被切断。生计艰难的小农为了生存不得不求助于私人放债者。16世纪以来，莫格兰境内涌现出相当一批银行从业者，他们通过一系列信贷活动，在英国财政和金融领域里相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17世纪晚期，英国公共财政支出的扩张远远超出了私人银行家所能承受的范围，整个财政制度出现了被压垮的迹象。为了缓解财政窘境，1694年8月1日，英格兰银行正式宣告成立，它的问世标志着英国公共财政体系的建立。
——摘编自孙海鹏《近代早期英国银行业的兴起》
材料二 15—18世纪，中国资本市场中的钱庄、银号、帐局等新兴金融机构比之早期的典当铺以及钱铺、放帐铺发生了变异，除存款、放款、钱币兑换之外，更有过账业务及钱票发行等新业务，汇兑也大量为商人服务。因银行业机构的进展，更大份额的金融业务摆脱了地主、商人、官僚之家家产的形式，开始由正式的社会化金融机构进行，尤其是相当多的一部分票据化形式的商业信用通过早期的社会银行业机构进行。这一时期，作为主要业务的各种形式的信用放款、抵押放款得到了发展，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存款作为重要业务形式也得到了发展，并在社会上普遍运用；存款的发展使商铺、金融机构扩大了资本规模；其次通过存款各种商铺及典当、钱庄、放帐铺等扩充了信用圈子，对18世纪以后钱票的出现起了相当的催化作用。
——摘编自刘秋根《15—18世纪中国资金市场发育水平蠡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英国银行业兴起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5—18世纪中国资本市场的新变化，并分析这些变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