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元代商税税率较轻，至元七年（1270年），定“三十分取一之制”。宋元时期，制度化的抑商内容已五去其四，仅在专卖制度中有部分保留。“通商”一词在《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中出现的频率陡然增高，仅《宋史》一书，“通商”一词即出现近50次。《金史》《元史》等史籍中，也出现不少“通商贾”“通商惠工”“力墙通商”的记载。在宋元时期的商业政策中，虽然抑商仍未消失，但通商“日益复兴”，通商已深度地参与到国家治理之中，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材料二 “抑末”是明代的一项宏观的国家经济管理政策，主要是平衡各经济部门的关系，驱使游惰之民归于南亩，保证有足够多的人手从事农业生产，维护传统社会的稳定。而国家理性地对待商业，实行“通商”，则主要是为了足边、裕国、便民，解决国家面临的重大难题，具有浓厚的工具理性色彩。在制度层面，商人已享有和庶民同等的政治、经济及日常生活方面的地位和权利，解除了束缚商人近两千年的枉格。不过，也应注意到……文化观念的发展具有相对的滞后性，抑商观念仍会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并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制度与行为也会有不相一致之处，抑商行为当然也不可能立即消失。明万历以后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明富《明代商业政策再认识》
（1）根据材料一，归纳宋元时期“通商‘日益复兴’”的理由。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代“通商”政策的特点。
（3）综合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宋、元、明三代的“通商”政策。
材料一：自宋朝开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宋代政府在对农业与商品经济关系的处理上出现了许多与历朝的不同之处。唐朝的“坊市制度”在宋代被取消，此举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重农抑商情况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国家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因而商业的发展只能对统治者有利，而不会影响其统治地位。宋代仍然把农业放在经济发展首位并注意改进农业生产工具，奖励垦荒，因此，至天圣年间（1023～1033年）农业得到很大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手工业的兴旺，造船的发达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这时指南针已普遍用于航海。造纸、雕版印刷、火药均已出现。此外，纺织、制瓷、矿冾等各部门都有显著发展，各业作坊规模之大，超越前代。
——摘编自邓晓影《宋代商业发展与商人地位的提高》
材料二：到了晚明时期，由于玉米和番薯等新的粮食作物的引进和推广，粮食生产有了突破性的发展。由于经济效益可观，种棉和养蚕更是蔚然成风。各地商品的种类比以往更丰富，而这又进一步促使工商业专业市镇的大量兴起。如松江，是明代最著名的棉纺织业中心，有众多手工业专业市镇和商品集散地，其中朱泾镇“四乡盛产棉花，乡人精于纺织，所产标布质地精细”。随着经营范围的扩大、资本的增多、竞争的激烈，开始产生了一批商业集团，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商帮。其中最著名的是徽商，不仅人数多，而且资本雄厚，经营多种行业。在明清之前，人们都以习儒或做官为一生的奋斗目标。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新“四民观”和“工商皆本”思想的出现，许多文人学士也开始加入到从商队伍中，“弃儒就贾”成为当时的风气。但是商业化的发展也进一步刺激了社会的世俗化，社会的商业化使人心趋于机械、变诈，人们唯利是图。
——摘编自陈君齐洋锟《晚明的商业发展与社会变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朝商业繁荣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晚明商业发展的表现及影响。
材料一 唐代巴蜀地区城市居民生活所需的农副产品、日常用品，乃至各种奇珍异宝，皆能在市场上买到，农村地区的手工业品、农副产品源源不断输送至城市市场中。城市中居民大都脱离农业生产，生活所需多从专业化的“米市”“布市”中采购获得。各大城市中的夜市悄然兴起，在“市”以外各坊日渐散布商肆店铺。城市中还出现了大量的酒肆、酒楼，开设了大量的旅店以供住宿，不仅有许多官、私医生可为人们诊病，而且还设有药市或药肆等为居民买药提供方便。
——摘编自李映涛《唐代巴蜀城市商业发展特征浅析》
材料二 15~18世纪，英国伴随着城市经济的扩张，旧的国内贸易格局逐渐被打破，商业联系加强，跨区域长距离贸易迅速增多，大宗商品如羊毛、呢绒、谷物、畜产品等都在国内市场上大规模地跨区域流动，统一的国内市场最终形成。对外贸易主要贸易区由最初的欧洲拓展到东印度和美洲，到l8世纪英国对外贸易已经遍布全球各地。 1554~1680年间建立了 49 个股份制公司，至1695年，增加到150个。商店、交易所、客栈等灵活自如、方便及时的新的流通方式出现。伴随16、17世纪商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各种信用手段如借贷、汇票、期票、债券和抵押等都已流行。 17世纪中期以后，汇票也成为一种可转让的票据。18世纪时，信用是贸易运作的关键，许多公司的资产都是以信用结算而不是以现金结算，筹措资金也变得更加复杂。与此同时，政府也进行了公共财政改革，以发行证券与公债券来筹集资金。
——摘编自王瑞红《转型期英国商业发展及对商人的挑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巴蜀城市商业发展的特征，并简评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转型期英国商业发展的主要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唐代“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其中“禁珍异”带有明显的货物检验特征。宋代市舶司正式被赋予进出口商检职能，通过“征榷”等手段对货物进行管制，依据货物不同品质确定不同的抽取税率。元代颁布的《市舶则法》规定，舶商必须“依例招保舶牙人保明，牙人招集人伴数名”，下船收买货物开具的公验上写明“本船财某人、纳首某人、货物斤重”等货物与船舶鉴定的内容。明朝时商检职能逐渐交由市舶牙行担任，牙行在朝贡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清代十三行明确规定，“货价既经协议妥贴以后，货物应力求道地，有以劣货欺瞒夷商者罚”。
——摘编自徐鉴《中国早期商检机构的萌芽》
材料二 1929年以前，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检验流程多为外国人把持，在借鉴英法等国的商检立法下，南京国民政府于1929年将各类检验机构接办或收回，在全国重要通商口岸设立商品检验局，统一进行行政管理。抗战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集结工商业人士，先后召开三次商品检验会议，对全国商品检验实施程序案、各项商品检验标准等进行具体商讨。1930年出台的《商品检验暂行条例》明确了商品检验任务包括：检验国产商品及输入商品之有搀伪积弊者；检验国产商品及输入商品之有毒害危险可能者；检验国产商品及输入商品之需要鉴定等级者。
——摘编自陈晋文《近代商品检验制度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商品检验机制的发展趋势。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海关商品检验制度确立的背景，并简析其作用。
材料一 自唐初以来，唐延以积极的态度谋求和平的国际交往。唐代侨民极多，长安城有侨民10万余；唐末时定居于广州的侨民已近12万人。就侨民所从事的职业来看：有僧侣、学者、画家、匠人、艺人、商人等，他们积极参与唐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唐代外商们可以自由地“任于内地贸易”，几乎在各条路线上都可以看到外商们忙碌奔波的身影。外商广泛参与经济活动使唐代的社会生产不仅要满足国内需求，更要满足国际社会以承担起国际生产的任务。唐朝统治者处理当时国际关系时，贯彻儒家“平天下”与“协和万邦”理想，唐太宗要“四海一家”，唐玄宗则要“存至公之道，永协和平之义”。在和平共存之指导下，唐朝与周边和平交往，“蕃汉非常快活，甲兵休息，互市交通……彼此丰足，皆有便宜”。
——摘编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 近二百年的海禁之后，明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在漳州海澄月港宣布部分开放，准许私人海外贸易。船申请文引，缴纳饷税，即可出洋贸易，由此进入海外贸易的“发展繁荣期”。这一时期，以月港为中心的漳州河口的闽南海商贸易经营范围相当广阔，横跨环中国南海。国际上，与日本人所在的长崎平户、西班牙人所在的马尼拉、荷兰人所在的巴达维亚，都经常性地保持活络的贸易往来。贸易经营的货物以丝、瓷、糖、黄金、茶为大宗，每次贸易的金额数量都相当大。月港出口商品的来源地是多源的，不仅从闽南地区漳州河邻近地区采集收购输出商品，同时也从福建福州、广东等地和江西、浙江、江苏、安徽等省，甚至远达山东、四川采购。以月港为中心的漳州河口海上贸易的发展，不仅极大地带动了漳州河一带社会经济商品贸易的繁荣发展，也刺激、吸引、带动国内其他地区，特别是江南诸省的对外商品产业的发展。
——摘编自涂志伟《明中晚期以月港为中心的国内海上贸易网络》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对外交往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567年前后明朝对外政策的变化，并分析其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唐都长安不仅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而且也是亚洲和世界的商业中心之一。宋代时，政府实行恤商政策，商人们甚至可以自由地选择交易的时间和地点，交易的场所大大增加。唐朝以长安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辐射全国的交通网络，还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建立了国际性的水陆交通通道，从而促进了中国和欧亚非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交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国内市场的联通，也大大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从而使对外贸易的税收成为南宋政府的重要的财源。商业资本的扩大和商品交换的频繁，从而使货币铸造量猛增，于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北宋时期应运而生。
——摘编自《商品经济与唐宋之际社会变革》
材料二 最繁华的江南地区形成了五大工业区，即松江的棉纺织业、苏州的丝织业、芜湖的浆染业、铅山的造纸业和景德镇的制瓷业。苏、松、嘉、杭、湖五府还有若干新城镇兴起，如苏州的盛泽镇、震泽镇，杭州的唐栖镇，都是丝织品及其原料的著名产地。正统元年（1436年），鉴于社会上“钱贱而不便大用”“民间交易，惟用金银，钞滞不行”的客观事实，明英宗下令“弛用银之禁”，于是“朝野率皆用银”。
——摘编自滕新才《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二重性质诱论》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宋时期商品经济发达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指出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有什么新发展。
材料一 唐朝时期，长安有108坊，东都洛阳有103坊，扬州、苏州约有60坊，沙洲仅有4坊，市、坊严格分开并将居民区用围墙圈起来，实行坊里邻保制、按时启闭坊门制、宵禁制等。坊市制度的最大作用莫过于创设了一个法治的城市商业空间。
材料二 明清时期，南京、苏州、杭州的府城都是全国级别的丝织业中心。然而，江宁府本地不产优质生丝，苏州府境内的生丝生产规模也不大，远不及嘉、湖。所以，南京、苏州的商人每年都会去嘉、湖采购优质生丝，然后运往府城给各个作坊的生产供货；杭州因为离原产地较近，所以往往不需要中间商，商业资本操纵手工业生产的特征不明显。
——摘编自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朝城市管理的主要举措，并指出这些举措的最大作用。
(2)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发展的主要特点，并分析出现以上现象的主要原因。
材料一 就宋代整个市场情况看，由一系列的城市、镇市和墟市组合而成的区域性市场，自小而大地发展起来了。这些市场可分为：以汴京为中心的北方市场，以东南六路为主的东南市场，由广南东西路组成的两广市场等。货币的发展是宋代商业发展在深度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宋代，金、银、铜钱和铁钱是主要货币。铜钱不仅在国内和周边各族之间流通，也在南海诸国流通。随着商业信贷关系的发展，宋代最先产生和使用了交子。
——摘编自漆侠《宋代经济史》
材料二 经过“商业革命”，欧洲已经快速富裕起来了。相应地，对贵金属的需求和供应空前增加；有了早期的银行信贷业务；出现了经过政府批准的各种股份公司、商业机构；每个国家都建立起自己统一的货币，以适应贸易和工业的需要。“商业革命”的深入发展与近代民族国家在欧洲成为普遍现实几乎是同步的。所以，在“商业革命”后期，所有民族国家都把“商业革命”抓在自己手里。这样“重商主义”也就应运而生了。
——摘编自陈乐民等《欧洲文明扩张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商业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欧洲“商业革命”产生的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商业发展和欧洲“商业革命”带来的启示。
材料一 15世纪以后，英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民间财富稳步增长，一些商人拥有了对外贷款等金融活动的资本，但放贷取利的行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斥之为“高利贷”，备受教会谴责，英国国王也不断重申取缔高利贷的法令。然而高利贷活动屡禁不止，后来在宗教改革的冲击下，权威当局逐渐承认了利息的合法性。此后，放贷取利的行为一直为英国政府所认可。宗教改革后，大批修道院被解散，农业生产者从基督教会获得贷款渠道也被切断。生计艰难的小农为了生存不得不求助于私人放债者。16世纪以来，莫格兰境内涌现出相当一批银行从业者，他们通过一系列信贷活动，在英国财政和金融领域里相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17世纪晚期，英国公共财政支出的扩张远远超出了私人银行家所能承受的范围，整个财政制度出现了被压垮的迹象。为了缓解财政窘境，1694年8月1日，英格兰银行正式宣告成立，它的问世标志着英国公共财政体系的建立。
——摘编自孙海鹏《近代早期英国银行业的兴起》
材料二 15—18世纪，中国资本市场中的钱庄、银号、帐局等新兴金融机构比之早期的典当铺以及钱铺、放帐铺发生了变异，除存款、放款、钱币兑换之外，更有过账业务及钱票发行等新业务，汇兑也大量为商人服务。因银行业机构的进展，更大份额的金融业务摆脱了地主、商人、官僚之家家产的形式，开始由正式的社会化金融机构进行，尤其是相当多的一部分票据化形式的商业信用通过早期的社会银行业机构进行。这一时期，作为主要业务的各种形式的信用放款、抵押放款得到了发展，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存款作为重要业务形式也得到了发展，并在社会上普遍运用；存款的发展使商铺、金融机构扩大了资本规模；其次通过存款各种商铺及典当、钱庄、放帐铺等扩充了信用圈子，对18世纪以后钱票的出现起了相当的催化作用。
——摘编自刘秋根《15—18世纪中国资金市场发育水平蠡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英国银行业兴起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5—18世纪中国资本市场的新变化，并分析这些变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基本经济单位由宗法血族组织降为个体家庭，再加上较为自由的迁移、择业条件，使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能以私有者的身份进行竞争，从而使私营工商业有了相当长时间的自由发展。一些诸侯国统治者出于实际情况的考虑，修筑道路，对商业和商贾采取了筅络扶持的立场，积极推动各地物产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工商业者在市场竞争中，竭尽聪明才智，“设智巧，仰机利”，能够“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弃”，分析并了解市场信息，把握货物的价值与价格的关系，以求得最大的利润。总之，此时的商品经济与封建自然经济相适应，是农本经济的补充。
——摘编自杨师群《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发展原因新探》等
材料二 鲜卑族统一黄河流域后，于公元5世纪末实行了均田制等措施，把北魏的社会经济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商业也因此出现了新的发展与繁荣。平城与洛阳等地的市场繁荣，户口般盛。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城内设有多个商业区，有洛阳大、小市和四通市，还有通商、达货、准财等十里。大批胡商纷至沓来，“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东罗马帝国），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农村中的商品交换活动也逐渐兴盛。自耕农经济相当活跃，农民有一些剩余生产物要出售，也有一些购买力换回所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
——摘编自张旭华《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商业的曲折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时期商业发展的表现及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