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白银成为赋役缴纳手段后，改变了整个赋税财政体系的运作机制。明中期开始越来越重要的白银，主要不是作为流通手段在市场上发挥职能，而更多地作为支付手段，被用于处理权力和资源的再分配。白银确实被广泛应用，但流通的结果是白银大量流入权力运作的体系。在这种情况下，白银流通就不必然伴随着市场发育，甚至可能导致市场的萎缩。
——摘编自刘志伟《贡赋体制与市场》
材料二 大量贵金属源源不断流入欧洲，导致货币贬值、物价上涨、投机活跃。价格波动搅乱了传统的经济关系，依赖固定地租收入的封建领主经济地位下降，商业资产阶级实力上升，资本主义加速发展，封建制度濒于解体。欧洲从殖民掠夺、商业贸易和奴隶贸易中获得的财富最终转化为资本，推动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人类社会开始进入大变革时代。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白银的流通为何没有推动中国的近代化。
(2)根据材料二，概括白银大量流入欧洲所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明末清初，川渝地区天灾战乱不断，出现“有可耕之地，而无可耕之民”的状况。清初从顺治到乾隆时期，政府鼓励移民入川，“无主荒地，听凭百姓垦种，永占为业”“荒地耕种，十年起科”。据统计，清初重庆府人口约2—3万，到1820年已达230余万。重庆府初耕地从1671年12.4万亩，到1728年达1259.76万亩。期间红苕、烟草伴随移民传入，形成“田种禾稻、山种杂粮”的格局。移民中的汉族、土家族、壮族、回族等定居川渝后，在元、服饰、生活习俗等方面深入互动。
——摘编自周勇《“湖广填四川”与重庆》
材料二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引发全国各界向西南大迁移。到1940年6月底止，内迁民营厂矿共452家，内迁设备12万多吨。重庆成为全国最大的工业中心，重工业资本约占50%，改变了战前轻工业占优的状况。内迁重庆高校有中大、复旦等31所。1946年，重庆人口增加到124.5万，内迁人口包括有政府及各事业机关人员、沦陷区工商界人士、文化名人、学生、产业工人以及其他难民。随迁渝者日众，饭馆内苏（州）常（州）式的小馒头、汤包也都成为常见食物了。
——摘编自张瑾、龙海《抗战内迁大移民》
材料三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际局势日趋紧张。1964年国家定位把重庆地区“建设成能够制造常规武器和某些重要机器设备的基地”。1965年开始从沿海内迁了大批企事业单位，随迁的包括管理人员、熟练技工、科技人才等。经过三线建设者们的艰苦努力，重庆逐渐建成以重工业为主体、门类较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改革开放以后，他在经济建设主战场中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2018年10月，中宣部将“三线精神”列为新时代大力弘扬的民族精神、奋斗精神。
——摘编自田姝《三线建设内迁大移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初川渝移民的特点及其产生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抗战内迁的背景及其作用。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对“三线精神”的理解。
材料一 据《天工开物》记载，明代高粱、玉蜀黍、番薯等开始普及，“燕、泰、晋、豫、齐、鲁诸道，蒸民粒食，小麦居半，而黍、稷、稻、梁仅居半；西极川、云、东至闽、浙、吴、楚腹焉，方长六千里中，种小麦者二十分而一”。粮食生产以外，也有为满足衣着生产的棉、麻、苧等，还有染料蓝靛、红花等以及其他手工业生产原料，蚕桑的栽育几遍天下。棉花种植，“江花出楚中”“北花出畿辅、山东”“浙花出余姚”“姚邑之北乡濒海……每至秋收，贾集如云，东通闵粤，西达吴楚，其息岁以百万计，邑民资是以生者，十之六七”。
——摘编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
材料二 1920年《北四省灾区视察记》道：“因日本人近来在内地办的纱厂很多，而且棉花出口也很厉害，棉花的需要既多，人民争趋其利，广种棉花，几有每年连麦全不种的……粮食遂陷于空虚状态。”据部分地区1921-1925年农家调查材料表明，农民消费资料中，自给部分占65.9%，购买部分占34.1%，而在购买品中，如山西，“八口之家，无一人之身无洋货者”。1933年，湘、鄂、皖、豫、赣五省主席联电国民党中央，称：“外洋米、麦同时输入倾销……（国米）销愈疲，价值愈落，农民所需耕种各费罄谷之值，不能抵偿。”
——摘编自刘彦威《世界市场体系下的近代中国农业》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代农村经济的发展状况，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出现的变化及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当前国家发展农村经济的建议。
材料一 阶段对外贸易的主要表现
第一次经济紫荣时期对外贸易以陆路为主，海路处于萌芽时期，陆上丝绸之路横穿欧亚大陆，成为对外开放的主要通道。西汉对外开放以后，中国的冶铁、凿井等技术被传到西方。
第二次经济繁荣时期唐宋时期，朝贡贸易具有强烈的经济色彩。宋朝统治者一直把海外贸易看作利国利民的大事，我国古代以丝绸之路为主的陆路对外商道逐渐让位于东南海道。
第三次经济繁荣时期郑和下西洋成为中国古代航海史上的绝唱，清康熙以后，只有广州一地准许接待外商，陆上丝绸之路不再畅通。明朝遵行厚往薄来的原则往往赏赐数量惊人，清政府继续坚持这种理念。
——根据沈光耀《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整理
材料二 英国商人开拓海外市场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15世纪末世界贸易路线的变迁让英国的商港猛增，西欧各国商人在此云集，这些商港贸易主要掌握在冒险商人公司手中。16世纪50年代，在英国政府战争和外交手段的积极支持下，英国商人相继开拓出俄国、北美等市场，形成了一个世界市场网络。大名鼎鼎的东印度公司使英国从印度获得的资金在1亿英到10亿英镑之间。英国人逐渐习惯吃殖民地的糖、吸殖民地的烟、用殖民地的原材料和木材，并从奴隶贸易及转口贸易中获利甚巨。到17世纪末，一个以英国为中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开始出现。
——摘编自李新宽《英国重商主义经济体制研究》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变化。(2)根据材料一、二，比较15-17世纪中、英两国对外贸易的不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主要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中、英两国对外贸易的共同影响。
材料一 汉代循吏基于“以教为治”的儒家思想和“以吏为师”的历史传统，通过道德教化、发展教育、整顿风俗的方式将儒家“礼治”和“德治”理想付诸合理且有效的实践。在循吏的信念中，教化作为“治道”途径，被视为重要的社会治理手段。他们除了注重通过学校进行知识传播和意识形态教育外，也关注在人伦日用中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向下渗透儒家的社会理想和国家的政治意志。这种治理模式以其弥散性和渗透性，收获了寓教于治、以教化政、以教导政的良好效果。
——摘编自李雅雯《汉代循吏“以教为治”的社会治理模式》
材料二 宋代人口流动促进了城市商业的发展，市民阶层不断发展壮大。宋代有着强烈的保富意识，重视富裕起来的商人阶层。宋儒提出“四民皆本”的思想。宋代政府改变唐代限制贸易的做法，鼓励商业发展，打破唐代“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的禁令，使商人获得了从政的权利。政府还制定法律，对勒索商人的官吏进行惩罚。如果“留滞（商人）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财物，赃轻者徒一年”。宋代对商业和商人的态度造就了中国古代商人的黄金时期。
——摘编自李华桑等《宋代社会治理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推行循吏治理模式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社会治理上的新变化及其目的。
材料一 就宋代整个市场情况看，由一系列的城市、镇市和墟市组合而成的区域性市场，自小而大地发展起来了。这些市场可分为：以汴京为中心的北方市场，以东南六路为主的东南市场，由广南东西路组成的两广市场等。货币的发展是宋代商业发展在深度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宋代，金、银、铜钱和铁钱是主要货币。铜钱不仅在国内和周边各族之间流通，也在南海诸国流通。随着商业信贷关系的发展，宋代最先产生和使用了交子。
——摘编自漆侠《宋代经济史》
材料二 经过“商业革命”，欧洲已经快速富裕起来了。相应地，对贵金属的需求和供应空前增加；有了早期的银行信贷业务；出现了经过政府批准的各种股份公司、商业机构；每个国家都建立起自己统一的货币，以适应贸易和工业的需要。“商业革命”的深入发展与近代民族国家在欧洲成为普遍现实几乎是同步的。所以，在“商业革命”后期，所有民族国家都把“商业革命”抓在自己手里。这样“重商主义”也就应运而生了。
——摘编自陈乐民等《欧洲文明扩张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商业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欧洲“商业革命”产生的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商业发展和欧洲“商业革命”带来的启示。
材料一 北宋东京当时的饮食文化，被视为中国饮食文化史上辉煌的里程碑，在烹饪文化方面，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市场上有正店（酒楼）、食店、拍户、脚店，分等划类，遍布全城。南食、北食、川饭胡饼，各地风味竞相献艺，坊、市不分，夜禁取消。大型酒楼达72家，规模宏伟，每店均可容千人以上宴饮。设备精良，各正店（酒楼）设施豪华，均以银器待客，成为中国烹饪史乃至世界烹饪史上社会酒楼的独例。在服务方面，博士卖酒，响堂行莱，歌舞伴宴，换汤斟酒；外办宴席，则“四司六局”全套服务。品种、技术各有特色，酒楼菜肴、食店小吃、川饭、分茶、胡饼、素馔，异彩.纷呈，难以尽数。宫廷宴会用酒9盛，佐食品种精美丰盛，每盏酒后有歌舞、杂技、相扑、踢球表演，场面宏伟。
——摘编自刘洋《宋代：中国饮食文化的第三个高峰期》
材料二 当时就出现两个名词，一个是大食堂、一个是小吃店，1956年以后公私合营并店，过去的小企业，二三十人、四五十人的小企业一下变成一个大食堂，一二百人了....公私合营以后由小变大，就是综合起来了。比如我在菜市口这一片，当时卖小吃的挺多，就集中起来一个大店，变成小吃店了，所有小吃都集中起来了，原来你那一个小摊儿、他那一个门脸儿，这样集中起来便于管理。使这些人既有生意，又有营生之道，统一实行工资制。这样这个企业本身，各种风味虽然都在一起，但是实行工资制度，不是你自己经营了，就是合营了。那么一些大的饭馆呢?也是几家合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大食堂。
——摘编自杨原《变迁中的北京“勤行”：陈连生口述》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饮食文化的特点并分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捐出新中国成立后餐饮业出现了什么新形式，并分析原因。
材料一 “三代以下称治者三，文景之治，再传而止；贞观之治，及于而乱；宋自建隆息五季之凶危，登民于衽席。迨熙宁而后，法以斁，民以不康。”（王夫之《宋论·太祖十五》）且不论王夫之对神宗时期的微词，若就总体而言。将北宋前中期与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相媲美，并非完全言过其实。清代学者戴震说：“宋以来，孔孟之书尽美其解，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
——摘编自陈振著（中国断代史系列：宋史》
材料二 晚明的学士很欢喜干政，不过太无常识，所言论的与实际政治相隔太远。流寇遍地，有人主剿，有人主抚，一讲到方法上便目之为支离了。所以是一无实际。明末的士风这样，所以为清初学者的晚明遗老都有一种觉语。顾亭林便是其中之一个，他说：“今之君子……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我弗敢知也。”
——摘编自王桐龄著《中国史》（下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若就总体而言，将北宋前中期与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相媲美，并非完全言过其实”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顾亭林的观点，并简析其提出该观点的原因。
材料一 宋代是我国海外贸易大发展的时期。由于统治者和社会经济（医药、染色、制瓷、调味等行业）对香料等货物的需要日益增加、国际贸易使宋王朝获巨额收入、陆上通道阻塞和造船业技术发展，宋政府一直重视发展海上贸易。宋太祖开宝四年（963年）在广州设立市舶司，后又先后设置了杭州、明州、泉州等八个市舶司，对商舶货物进行抽解和征税等。当时同中国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多达数十个，进口货物在400种以上，宋王朝在海外贸易方面的收入不断增加。宋英宗治平（1064-1067年）时，年收入为63万贯，宋高宗绍兴（1131——1161年）初，年收入增至200万贯，占当时全部收入的1/20。宋代及其以后，海路已经取代陆路而成为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海外贸易的进口货物以香料、药材为大宗，出口货物以瓷器、丝织品为主，这条海上通道可称为“陶瓷之路”。
——摘编自王嘉《两宋海外贸易发展的社会基础》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经历了一个曲折向上的发展过程。195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仅为11.3亿美元，1978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206亿美元。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外贸发展速度加快。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经贸关系和经济合作全面发展。201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4.62万亿美元，连续两年居世界第一位，比1978年增长223倍，年均增长14.5%，比1950年增长4091倍，年均增长13.0%。
——摘编自彭波（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70年：历程、成就、贡献与经验》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对外贸易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说明新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的原因。
材料 《夏书》中已有关于度量衡的记载：关石禾钧，王府则有。石和钧是度量衡单位，西周设置了掌管度量衡的各级官吏，共同的任务是保证诸侯国度量衡的统一。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各诸侯国之间的度量衡存在着较大差异，商鞅变法统一了秦国的度量衡标准器，秦朝建立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为封建社会的度量衡制度奠定了基础，而且对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的进步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宋元以后，我国封建社会已进入褒退时期，为了需要，明朝政府在近二百年间共颁布有关度量衡法令十七次。清朝度量衡管理制度大体沿袭明朝遗制。
——摘编自阴法鲁、许树安《中国古代文化史》
(1)根据材料，概括古代中国度量衡制度演变的阶段性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度量衡的统一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