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朝前期实行海禁政策，不许百姓私自下海，只允许官方控制的朝贡贸易。从国外看，海外各国普遍希望获得更多的中国丝绸、瓷器和其他商品。沿海闽粤地区，人多地少，百姓以海为生，为了生计和谋求财富，便走上了下海走私的道路。同时，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都御史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在此之前，明朝政府已允许外国商人以私人身份到广东贸易。但明朝的开海贸易仅限于漳州月港，真正适于开展对外贸易的地区并未开放。

——摘编自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通史》

材料二   自明中叶以后迄清康雍乾之际，历时200余年的禁海与开海之争，从本质上讲是以闽广两省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地区与全国主体部分经济结构差异所致，反映到政治上，则是闽广江浙地区的经济利益必然会程度不同地左右着中央关于海禁的决策。明中叶以来，在禁海问题上中央欲禁而不能，足以证明闽广江浙地区经济、政治实力绝不容许漠然置之。而立足于全国而制定的包括对外贸易政策在内的中央政策，为传统的政治体制和文化观念所制约，自然难于兼容东南沿海地方特殊的经济利益，不管出于何种理由，禁海一而再、再而三地定为国策，实在也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据。

——摘编自郭成康《康乾之际禁南洋案探析——兼论地方利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

材料一   明清鼎革之际，有不少“不肯事清”的中国人，跟随海外贸易的航路逃往国外。清初，清统治者将这些不肯事清的所谓“汉人”的华侨视为“背弃祖宗庐墓”的“莠民”和“自外王化”的“弃民”。“华侨入海，非奸则盗”“不是通番，就是叛逆”。为防止沿海人民出洋增强寓居海外“汉人”的力量，清政府对海外贸易及华侨出入国采取了严厉的限制措施。对于荷兰、西班牙等殖民主义者在殖民地大肆屠杀华侨的暴行，清政府不闻不问。

——摘编自许肇琳《试析清代前期华侨政策及海外移民转变》

材料二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在秘鲁等地的华工及华侨受到大规模的、骇人听闻的迫害，清政府立即与秘鲁、西班牙政府进行交涉，并派出容闳等官员前往该地进行实地调查取证，并于1874年与秘鲁订立“查办虐待华工专条和商约”，使西班牙等国作出了一定的让步。

随着与海外联系的加强，清廷特别是洋务派逐渐认识到：侨居海外的华侨绝大多数都是被生活所迫才出国的。他们虽侨居海外，身在异邦，却心系祖国。在新加坡，“华民十五万，富甲各埠，除衙舍公产外，所有实业，华人居其八，洋人仅得其二”。1905年，陈宝琛发起组织的福建全省铁路有限公司，南洋华侨投资就达200多万元。

——摘编自韩小林《论清代华侨政策的演变》

材料一 17、18世纪欧洲传教士东来，引发了中西方文化冲撞和交流。中国儒家哲学对当时的欧洲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变成18世纪欧洲的理想国家，儒家学说的理性观成为当时进步思想的来源之一，其影响涉及法国、德国和英国，虽然各国所受的影响不同，但以异端的孔子学说作为他们反对宗教、主张哲学的护身牌，却是一致的。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和观念极力推崇，他在创建新的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惊奇地发现了中国这个实例，并将它作为锐利的武器投向旧制度和旧势力。

——摘编自梁真惠《中国儒家学说的译介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

材料二 1792年，英国派出马戛尔尼使团，借为乾隆帝祝寿之名，出使清廷。然而，在觐见乾隆帝礼仪的问题上与清方产生分歧，拒绝按中国传统行跪拜礼。最终双方达成折中意见，改行免冠屈一膝之礼。乾隆帝对英国使团的“妄自骄矜”“无福承受恩典”十分不悦，当觐见完毕英方提出改善贸易条件、增开通商口岸的诸项要求时，概予严词拒绝。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