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一夜之间变成社会主人的劳苦大众有着一种急欲改变眼前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这一愿望也被“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的民族情结所反映。而“赶英超美”等口号的刺激，进一步激化了这一愿望，批判“反冒进”成为社会的主流。此外，人民公社在苏联的失败和赫鲁晓夫对人民公社的批判，也进一步刺激了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发展。

——摘编自李银桂《简论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原因》

材料二   20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被选择，有其事物发展的客观性。但无数案例也证实了小农经营的模式难以使农户通过私下协商，提供农业生产与农村社区生活所需的公共品。2012年中国病险水库多达4万座，农村“市政设施”建设的滞后也是普遍存在的事实。以家庭作为基本的生产单位，使农地细碎化现象突出，规模经济难以产生，以致歉收时，收入下降，丰收时，却又陷入“卖粮难”的困境。

——摘编自王剑锋邓宏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绩效、影响与变迁机制辨析》

材料一   1929年6月，国民政府公布了《乡镇自治施行法》，但区乡政权建设并没有实现制度设计的目标，导致国民政府对乡村管理的脱离。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建立晋察冀边区根据地，成立了边区政府。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后，颁布了《晋察冀边区区村镇公所组织法暨区长、村长、镇长、闾邻长选举法》等文件。1938年3月，边区政府发布了第一次村选命令，边区各村镇随即掀起民主选举村长的浪潮。据统计，晋察冀边区有8000多个村庄进行了民主选举，参选村民占40%—50%。阜平被称为“每个村庄都是堡垒，每个人民都是战士，绝非轻易撼动”的地方，毛泽东亲自授予以阜平为中心的晋察冀边区“模范抗日根据地”的光荣称号。

——摘编自陈新海《试析20世纪四五十年代冀西地区乡村基层政权建设》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和国家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国家开始对农村社会原有的治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改革农村生产经营制度，实行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将土地的生产经营权和分配权下放给农民，由农民自主地安排生产和生活；二是废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由乡镇政权组织行使国家管理职能，在乡镇以下建立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村民自治制度成为广大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制度。

——摘编自杨弘等《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及启示》

材料   求新是中国历史传统，也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中华文化传承不息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材料一   “自两税法推行，政府便一任民间农田之自由转移，失却为民制产的精神。结果自然引会引起土地兼并，贫富不平等，耕者不能有其田，而奖励了地主的剥削。”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   土地制度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根本上摧毁中国封建制度根基的社会大变革。它让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坚决维护者，因而自觉地在党的周围团结起来，这就为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奠定了最深厚的群众基础。

——《中国共产党简史》

材料三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关键词，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为什么要实行改革开放？……从人民生活水平来看，广大老百姓希望尽快发展经济，解决温饱问题，改变长期缺吃少穿的局面。

——摘编自李忠杰《改革开放关键词——中国改革开放历史通览》

材料四

——摘自教育部审定义务教育教科书《中国历史》

材料   吴江农村四十年变化专题调查汇总

——摘编自陈仲达《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吴江农民思想观念深刻转变》

材料一   楚国铁农具相当齐全。春秋中期，楚人创建了筑陂蓄水的水利工程，其排灌系统之完备为列国所罕见。《战国策·楚策》记苏秦游说楚成王曰：“楚，天下之强国也……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这里的粟不是实指，而是粮食的代称。王逸在《楚辞·大招》“五谷六仞下”注曰；“五谷，稻、稷、麦、豆、麻也。”吴起变法时，向楚悼王明确提出移民恳殖，此举对开发周边地区，扩大耕地面积，带去先进的生产方法，起到了巨大作用。楚国岁达的农业，不仅造就了农家学派及其创立者——许行，而且催育了我国最早的农学著作——《神农》。

——摘编自陈绍辉《楚国的农业与水利》

材料二   1981年1月底至2月初，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湖南工作座谈会，胡耀邦问省委领导人敢不敢包产到户，省委领导的思想受到很大震动。10月，中共湖南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今后农村工作重点要放在完善，稳定农业生产责任制上，并号召全省推广华容与沅江等地实行统、专、包和“几统一”的包干到户经验。黄文初所在的浏阳市金刚镇就是在这一年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黄文初向记者回忆：“我们家8口人，分了3亩多地。分田到户，吃饭问题不愁了！”到年底，全省有95%的生产队实行了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农村改革形成高潮。

——摘编自《湖湘潮·百年颂》等

材料一   上海解放后，投机商囤积粮食，棉花、布匹和油料，扰乱市场秩序。从1949年6月23日到7月30日，上海物价上涨了一倍多，并影响到整个华东、华北和华南等地。党中央决定依靠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再打一场“米棉之战”。11月15日至30日，从东北地区每日调运1000万吨粮食进入关内，上海、天津、北京、武汉、广州、西安，南京等大中城市也都调集了大批的粮食、棉花、布匹和油料。11月25日，中央政府一声令下，全国各大城市一齐行动，大量物资像潮水一样涌入市场。投机商们措手不及，竞相抛售存货，愈抛愈贱，愈想抛愈难以脱手。从1950年3月开始，全国物价逐步回落，一举结束了物价猛烈上涨、市场混乱的局面。

——摘编自《共和国的经济战争—米棉之战》

材料二   中国农村改革发端于1978年末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随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在短短几年时间就扩展至全国。1982—1986年，连续发布了5个中央一号文件，肯定了农村创造的经验，排除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思想和体制障碍。1985年，国家将粮棉油蔬菜等主要农副产品的统购统派制度逐步改革为以计划为主与市场调节为辅的制度。同时，政府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提高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科学育种，农业产量逐年提高。政府还对农产品大幅度提价，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增长到1991年的708.6元，粮食产量由1978年的30476万吨增长到1991年的43529万吨。

——摘编自万宝瑞《改革开放40年我国农业政策的演变、特点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