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很早就建立起包括救济在内的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孟子认为要使百姓接受统治，先从救济老幼、鳏寡孤独开始。朱熹主张设“社仓”救济百姓，还强调赈济要与发展生产结合起来。汉代光武帝曾命“郡国有谷者，给禀（官府供给粮食）高年、鳏、寡、孤、独及笃癃、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如《律》。”宋代将坊郭十等户中的下五等户作为“贫弱之家”予以救助。元代延续前代的基本规定，并在《刑法志》“户婚”项目下，有设立“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的制度，明清大致沿袭。

——摘编自王文素《中国古代社会保障研究》

材料二   从19世纪末起，英、德等国先后颁布了针对疾病、工伤事故等的保险法。针对低收入群体以及老人、儿童和妇女，西欧又建立或完善了救济制度。在理论方面，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贝弗里奇是最有代表性的社会保障学者，其中贝弗里奇被西方称为“福利国家之父”。二战后，西欧逐步建立起面向全民的社会保障网，除退休金、失业和医疗工伤三大保险外，还设立了孕产妇补贴、幼儿学童补贴等几十种项目。欧共体也逐步形成自己的社会政策。1972年，欧共体“社会行动纲领”把解决失业特别是青年人和残疾人的就业问题列入优先目标之一。

——摘编自李琮《西欧社会保障制度》

材料三   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追求。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我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道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扶贫主要是用给钱、给物等传统救济方式。这种方式虽可救急，但不能实现真正脱贫。于是，开发式扶贫取而代之，成为扶贫的一项基本方针。这一方针把发展作为脱贫的根本途径，注重调动贫困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仅要使人摆脱贫困，还要使人提高发展能力，融入社会。党和政府在不同时期的扶贫战略，都与国家发展水平相适应，因时制宜。新中国成立初期，扶贫对象主要是农村无法维生者。改革开放以来，扶贫对象逐渐从绝对贫困人口向低收入人口覆盖。在目标瞄准上，先是贫困区域，后是贫困县，再到贫困村，再到户到人。扶贫任务从解决农村温饱转为巩固温饱，再到脱贫致富。产业扶贫、科技扶贫、金融扶贫、教育扶贫、新型乡村旅游扶贫等等，多种多样的扶贫方式有力推动了农民脱贫，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借鉴意义。

——摘编自郝志景《新中国70年的扶贫工作：历史演变、基本特征和前景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