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徽商之所以能称雄商坛数百年，除了是自身勤俭朴素、艰苦奋斗的结果外，主要归功于在商业活动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优秀的商业伦理观。徽商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贾而好儒”，力求用儒学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正确处理利与义的关系，做到“利缘义取”诚实经商，注重自身职业道德的修养，在商坛中有着良好的信誉。这才是立商之本，徽商认为只有走儒商的道路，才不会沦为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奸商……注重良商善贾形象的塑造，愿意为社会做慈善事业，树立起良好信誉。经商致富的商帮并不少，而像徽商那样重视教育，大力资助教育，有“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思想的商帮并不多。

材料二   资本主义的商业伦理观主要包括了自由竞争和契约精神，文艺复兴以来，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宣传个人自由、个人尊严、个人平等，资本主义商业发展要求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平等交换的契约型的社会关系取代封建等级制的身份制社会关系。自由竞争是契约关系的本质属性。在商业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社会集体的形成，是通过契约、交换和商品买卖取得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逐渐打破了自然经济中形成的人身依附关系和宗法等级观念，增强了人们的独立、自主、民主的意识，造就了在多种不同的才能和活动基础上的丰富的社会关系。

——以上材料均整理自韩媛媛《徽商的商业伦理观研究》

材料一与西方相比，中国古代的国家哲学则更加伦理化，连上天都被中国圣哲赋予人格意志。宋代二程——程颢，程颐创立了“性即理”的理学唯心主义国家哲学，认为人们内心本来就具有一切事物之理，具有封建伦理纲常，要求人们“去人欲”，维护和身体力行三纲五常，不要犯上作乱，才能“存天理”。之后，朱熹构建的以儒学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庞大唯心主义国家哲学体系更加理论化系统化，其地位几近孔子。继宋之后元、明、清三代统治老把发挥孔孟之道的宋代程朱理学钦定为国家哲学。

——摘编白于今《国家哲学与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理论概述》

材料二《论法的精神》是一部政治哲学的著作，而不是一部纥粹意义上的法律书。作为西方政治学的一部经典，它在当时思想所能及的范围内，细致地讨论了自由、民主，平等的问题。孟德斯鸠最大的历史贡献在于其对政府架构的思考。在《论法的精神》里，孟德斯鸠延续英国先贤洛克的观念，归纳出“三权分立”的治理格局。其理论特点在于，治理国家的三个权力部门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形”，似乎能够支撑起一个稳定的平面；立法、司法、行政之间恰似“石头、剪子、布”一样相生相克，分权制衡，应该能够很好地治理一个社会（国家，或者国家之下的行政单位）。

——摘编自何志鹏《孟德斯鸠与<论法的精神>》

3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人文主义者们，从但丁开始，讽刺和反对的就是作为政治力量的教会，而不是精神意义上的上帝。所以，与其说是“人神对立”，不如说是社会阶级对立；与其说是“发现了人”，不如说是回归了个人和上帝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简单点说，就是反教权不反神权。……在神权作为基础的前提下，人们寻求和上帝的直接接触、对话。……人文主义产生在文艺复兴时期，所谓复兴，就是人文主义掀起希腊文学以后的一次文学高潮。……人文主义文学作家提倡希腊古典文化，研究推广古典名著。……可以说，希腊、罗马文化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理性精神来源。

——摘自《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和启蒙运动中“理性”的对比》

材料二   新文化自由主义者不只想引进新课程、新书面语、新学术方法、新的七零八碎的外来知识、新“事实”。他们的潜在动机，是通过提倡和示范、普及新的行为模式、新的个性类型——实际是创造一种“新民”。有鉴于早期改良派曾强调，所创造的新公民要能承担政治责任并履行参与政治团体的义务，新文化改良者强调了他们希望培育的新个性文化和知识方面的重要性。

——摘自（美）格里德尔《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

（1）根据材料一，指出欧洲文艺复兴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说明新文化运动要求创造“新民”的原因，并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分析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的相同点。

材料一 韩非的法治是针对原始儒家的“礼治”“德治”提出的。他反对在宗法社会中实施礼治、德治，推崇法治。韩非主张“法不阿贵，绳不挠曲”，也就是说在法面前，不存在贵族和平民之分，除了君主外，所有臣民一旦触犯法律都必须受到惩处。这是对西周以来“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等级制度的彻底否定。韩非说：“圣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宪法”，“主施其法，大虎将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宁”。他认为立法、执法的主体是“圣王”，法律是君主利益和意志的体现。

材料二 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是针对柏拉图的“人治”而提出的。他认为“法律恰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只和理智的体现”。基于此，他得出“法治应当优于人治”的结论。亚里士多德说，“正义是某些事物‘平等’的观念”，也就是指礼法是由正义衍生而来的，而正义意味着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们是平等的，没有谁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同时亚里士多德主张让全体公民参与政事，从而认为立法、执法的主体应是全体公民或统治阶层的整体……作为“轴心时代”东西方法治理论界交相辉映的两颗巨星，韩非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主张和法治理念对中西方法律制度法律思想的演变和发展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以上材料均摘自杨军、赵海涛《韩非与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之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