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上接夏商周特别是西周时的礼乐文化，形成了“和而不同”的诸子百家之学，产生了不同的学派。后来的中华文化都可以从诸子百家之学中找到原初的基本论点，即文化基因。诸子百家之学主要围绕着“天道”与“人道”的相互关系进行讨论。所谓“天道”，泛指天地、自然的起源和法则，而“人道”则是关于社会和人自身的道理。

——摘自张岂之《深刻认识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

材料一   战国后期，诸子已开始尝试以自己的学说统一思想。……《吕氏春秋·不二》篇宣称：“听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思想大一统被提到了十分醒目的位置。

——摘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李斯上奏，建议秦始皇采取强硬措施）“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也，医乐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焚书之命，行偶语之刑”，从而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战国时代蓬蓬勃勃的自由学术空气被窒息，广袤的思想原野上，万马齐喑。

——摘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三   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摘自《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一   春秋战国是民间势力逐渐兴起的时代.殷周宗法贵族社会的两大支柱一国野制与世卿制趋于瓦解，国人与野人、君子与小人的界限日渐消失，礼乐制度下移，公子公孙对卿大夫的世袭被打破，通过“学而优则仕”的途径，士和庶人可以晋升至大夫乃至卿相。孔子门下由贤人七十、弟子三千组成的儒家团体，正是新兴的“游士”阶层的最初代表。

正是儒家与其他学术团体和流派之间的“百家争鸣”，造成了华夏文化区域内一种跨国界的公共舆论。这种公共舆论一方面导致华夏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产生，一方面扩大了政治参与，使“君子”不再是一种身份限制，而成为一种政治抱负、一种人生典范，有心从政的人可以通过求学问礼，为迈入仕途创造条件。

——陈子明《儒家思想与现代民主制度》

材料二   西汉开国之初，尚有不少武力功臣。可是一旦百废俱兴，尤其是建国十年、二十年之后，旧臣凋零，就需要大量补充吏员，察举、征辟之事应时而兴。察举征辟就是从民间访求有才有德而又未仕之人，由于征诸乡里，因有“乡举里选”之说。我称此之为“公选”。公选的名目很多，有贤良，方正、孝廉、秀才等科。

——张传玺《秦汉中央集权制的“公天下”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