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学与宋学是中国古代儒学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和两大学术形态。汉代儒学的兴起有赖于帝王主宰的庙堂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儒学的资源是《五经》，而宋代学术思想的兴起是由于相对独立的儒家士大夫群体，宋学的形成首先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民间学术和民间教育（如书院），其思想资源是《四书》，重心已经从汉代的“外王”转向“内圣”。宋代儒学在兴起的过程中不仅批判汉学，还着力批判吸取佛老思想，以建构新的学术体系，将天理引入儒家人伦，强化儒家伦理的绝对地位，推动儒家人伦本体化、哲理化。

——摘编自朱汉民等《宋代士大夫与唐宋学术转型》

材料二   宋代儒学把对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发展为一种精神”，并“很快地便在宋代新儒家之间得到巨大的回响，一个崭新的精神面貌浮现于宋代儒家社群之中”。应当说，与以往各朝代相比，宋代士大夫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仕以行道、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风貌，为后世树立了道德人格典范。宋代儒学不仅对中华思想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宋儒对朝鲜、日本及越南等东亚各国的文化传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郭学信《试论宋儒人文性格的时代特征》

材料一   鉴于佛道盛行和儒学式微，中唐时期的韩愈首开尊崇孟子的先河。孟子关于辟异端、道统说、心性论及“君臣大义”理论等，为韩愈排佛，维护唐朝统治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在他看来，孟子是继承孔子之道的“醇乎醇者”，是孔子以来道统的正宗继承人，而另一位先秦大儒荀子对孔子的继承则“不粹不醇”。韩愈尊孟，通过建立儒家道统，意图实现以道统辅治统，不仅否定了唐代孔庙祭祀中的儒家传承统绪，也使孟子在儒家学术界的地位得到提升。诚如清代学者赵翼所言：“宋人之尊孟子，其端发于杨绾、韩愈。”

——摘编自宋冬梅、解光宇《韩愈尊孟与孟学的复兴》

材料二   李贽认为，在人性问题上，孔子谈及人性，只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而未论及其他。孟子作为“登孔子之堂而受衣钵”者，提出“性本善”，“执一定之说，持刊定死本”“以通天下后世”，障蔽了人性的复杂性。李贽强调，孟子关于孔子“贤于尧舜，为生民以来所未有”的看法，是“不自知而言之过矣”。“荀卿更通达而不迂”，“不晓当时何以独抑荀而扬孟也？”结果，朝廷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为由，于1602年下令将李贽抓捕入狱。

——摘编自李珺平《从李贽剖判孟轲谈开去——兼及王安石朱熹等》和侯外庐《宋明理学史》（下）

材料一   秦汉（主要是汉代）时期创建的封建国家、地主和自耕农三位一体的土地所有制度；以中央集权为核心和特征的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以儒为主，以法为辅，以阴阳五行为理论骨架而统合诸家的思想文化制度；以太学为主导的官方学校教育制度等等。都从不同的层面，对大一统的、多民族的、趋善求治的中国古代文化类型及其特点的形成，起了文化整合的作用。从整体结构和功能而言，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兼容性，很大程度来自秦汉时期所创建并为后世所承袭的各项制度，以及这些制度在功能上的整合。

——摘编自李宗桂《论大一统的秦汉文化》

材料二 宋型文化是积极昂扬的入世型文化，讲究履践，注重实用，强调经世，体现出一种济世情怀。当时士人对流传多年的传统经学，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看法，绝不轻易认同前人，并对传统经学家“疏不破注”的做法不以为然。最具代表的人物有欧阳修、刘敞、王安石三人。宋代学者几乎对所有流传下来的经典，都持一种怀疑和批判的态度，而不是一味的盲从古人。陆游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岚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

——摘编自董德志《略论宋代文化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