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古希腊重视对财富的积累，幸福和快乐的生活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中世纪，欧洲鄙弃奢侈生活，主张苦行寡欲。15 世纪末16世纪初，西方人认为奢侈有利，节俭有弊，主张奢侈消费。17-18 世纪中期，人们主张理性消费，如亚当·斯密主张增加生产性消费，抑制非生产性消费。19 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大量消费品被制造出来，人们对消费的追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奢侈，大众消费时代建立。20 世纪60年开始，个性消费、概念化消费大量涌现，开始出现多元化、个体化趋势。

----摘编自 陈国庆《西方消费经济思想与消费文化观念变迁研究》

材料   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和人文主义者们开创了一种趋势的话，那么启蒙思想便是这种趋势的最高峰。启蒙思想家们力图运用理性来分析自然界、政府、宗教、法律、经济和教育，而不愿借鉴任何基督教教义，彻底摒弃了宗教界拥有圣赞的论说。他们强调个人的潜在价值，将好的现世生活视为生命的真正目的，坚信个人能够通过理性之光完善自身和社会。代表人物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人提出了建立在全新的国家与个人关系概念之上的政治哲学，认为国家的存在不应只是聚敛权力，也应该增加人类的幸福。基于这一观点，毫无建树的君主制甚至寡头政治，都越来越显得难以适应。在孟德斯鸠看来，只有划分国家的权力，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才能避免暴君政体的出现。在卢梭看来，人民彼此都以平等身份共同签订契约，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和自己的一切权力都转让给整个集体而非任何个人。故“人民作为整体来说就是主权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摘编自马文·佩里《西方文明史》

（要求：提取的历史概念与材料   所述内容相关，并能从概念内涵及其形成发展和影响等方面阐述。）

材料   近代科学革命的实质是科学信念和思想的转换。人们的思想从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重视实际和理论，从而促进科学革命的发生。欧洲文艺复兴促进了西方世界人的觉醒，人本主义复归带来了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繁荣。中西方科技发展速度自中世纪起形成强烈对比，东方逐渐在各领域落后于西方。为什么这一划时代的发展（科学革命）会出现在西方呢？一个原因在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学术成就。学者和艺术家不再希望通过穆斯林和经院哲学家的变形眼镜来看古人，而是直接求助于原始资料，亲自掘起雕像、阅读原文。若无西欧的缩小匠人与学者之间鸿沟的有利社会环境，人类学识上的这些成果独自原不可能引起科学革命。

——据【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   在1500年之后的欧洲航海探险时期，欧洲人的思想和技术与亚洲、美洲和大洋洲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发生碰撞。这些碰撞留下了运送者和接受者，作为在一场文化改变的相互作用过程中的参与者。但是，如果你认为文化记忆系统只为保存和促进“传统”服务，那将是一个错误。维持一种有活力的文化系统，意味着不断筛选新的观点，再用形式表示，将它们变成社会大众所接受的知识容器。过去的文化不断发生改变，正如今天的文化样。文化记忆系统的功能是协商、调解这些变化。

——摘编自菲利普·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

18世纪上半期，欧洲的知识分子被许多有关传说中的遥远的中国文明的报道吸引了。他们在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更是完全入迷了。中国以其儒家道德 体系、科举制度、对学问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艺品如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推举 为模范文明。 18世纪末叶，欧洲人对中国的钦佩开始消逝……这种态度的转变反映在1776至 1814年间在巴黎出版的十六卷《关于中国人的历史、科学和艺术等的研究报告》中。该书第十一卷于1786年问世，里面几乎收录了关于可能会使商人感兴趣的资源―硼砂、褐煤、水银、氨草胶、马、竹以及产棉状毛的动物的报告。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   意识形态结构一方面反映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另一方面作为人的文化创造和对社会的自我意识，又对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有反作用。意识形态结构总是力图和经济、政治结构相造应，这是意识形态结构变化的社会动力。我们把这种关系称为意识形态结构的外适应。同时，意识形态子系统内部的社会观、价值观、哲学观三者之间也必须相互协调，否则这种意识形态结构就是不完整或不稳定的。我们把意识形态结构内部的这种关系称为内和谐。意识形态结构的发展变化显然要受到外适应与内和谐两者的制约。

——摘编自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一—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有史学家认为：17、18世纪，西方历史继承前一时期的巨大转折和变化，向着更为深广的方向发展。

材料   17、18世纪，中国产品丝绸、瓷器、茶叶和漆器等充斥欧洲。一股追求“中国时尚”的“中国潮”在欧洲蓬勃兴起。中国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制度倍受推崇；从中国回来的商人和传教士受到追捧；中国的建筑风格被模仿；中国的文化艺术被追求。很多上层社会家庭以用中国产品和效仿中国生活习俗为时尚。他们摆中国家具，喝中国茶，用中国瓷器，穿中国丝绸，学用中国筷子，收集中国书画。然而，这种“中国潮”并没有能够在欧洲长期地维持下去。欧洲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赋予欧洲人越来越多的自信；也使欧洲政府和商人越来越多地追求本土工业发展的生产利润和销售利润。当欧洲人可以从欧洲本土获得瓷器和高质量的绸缎，从殖民地获得茶叶时，中国产品便被排挤出了欧洲市场。与此同时，中国的形象也随之下跌。中国不再是欧洲人崇敬向往的那个富强有序而又充满智慧的神秘帝国。中国的制度受到批判，中国的文化受到抨击，中国的产品受到排斥。     

——张丽《制文化权与17、18世纪欧洲“中国潮”的潮起潮落》

材料   1500年以后，西方的世界历史观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他们以世界“主导者”自居，把扩张美化为“传播文化”，为世界发展历程勾画了一个“主导——传播模式”，即西方文化向世界播撒模式。如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不是宣布世界历史走向越来越接近西方古典标准，就是声称世界的发展历程将是《福音书》的传播和兑现的过程。

但从20世纪末起，西方传统的世界观受到严重挑战。挑战来自于时代变化，尤其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出现以后，各领域的研究都不仅关注研究对象的孤立、静止状态，而且考察对象之间的“关系”，西方世界历史传统理论忽略不同地区、国家和文明之间“关联性”的缺陷凸显出来。

——据《探讨：如何在互动中建构世界历史》等改编